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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青铮
二、日影轮回
天文历，顾名思义，是以天文观测和演算为基础而制定的历法。
较之大地上变化无常的物候，天空中的日月星辰更为恒定——这里说的“恒定”，并不是指它们固定不动，而是说它们的变动更加有规律可循，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这种规律似乎就是恒常不变的。
为了观测日月星辰的运动变化，我们的祖先曾制作出精妙的仪器，修建了宏伟的天文台，设立了专门的人员和机构，留下了丰富的著述，还涌现出众多出色的天文历法学家……但这些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在最初，遥远得已经和神话模糊了边界的时代，人们最早将天体运行与时间流逝联系起来，并试图从中寻找某种规律的时候，他们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大地直接跃上星空，其间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缓慢得难以想象的过程。
只是因为这个过程实在太过久远，渐渐湮没在往昔的尘埃里，只在神话中留下吉光片羽，正如人们常说的，History became legend, legend became myth（历史化作传说，传说成为神话）。
有这么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神话——夸父逐日。名为夸父的巨人追逐太阳，渴死途中，手杖化作桃树林。
关于这则神话，后人赋予它众多的解释和意义。其中有一个观点，认为它讲述是我们的祖先如何学会通过丈量日影以确定时序。
《列子•汤问》中关于这个故事的记载，夸父“欲追日景（影）”，他所追逐的并非太阳本身，而是影子——即太阳在地面上的投影。所以他手中那支化作桃树林的手杖，其实是竖在地面上以观察日影长短的一个最原始简单的测量仪器。
这种解释是否可信，读者诸君有权作出自己的判断。但“立表下漏”确实是最古老的测量时间的方法之一，即立起一根直竿，观察它的影子长短，来确定时间。
最早的时候，这影子甚至并不一定是直竿的投影，或许是不远处山峰的投影，或者村口最高那棵树的树影，甚至自家屋顶在院子里落下的阴影。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聪明的祖先发现了这些影子变化的规律，慢慢地学会了看日影来判断时间。
之后或是遇到自然变故，山塌了、树倒了，或是人们迁徙移居，离开了熟悉的天然“立表”。这时他们开始使用能够随身携带的、更可靠的“立表”，比如说夸父的“手杖”。
在远古时代，部落首领往往就是这些原始的经验和知识的传承者，所以作为部落首领的夸父，要担负起“追逐日影”的职责，直至生命的尽头。这同样让我们隐约窥见了后世作为王者威仪象征的“权杖”，其最早的原型，很有可能就是部落首领用来测量日影的那根直竿。
那根直竿，后来又叫作“臬”或是“寻”，原意就是“度量之木”。后世又以八尺为一寻，这是因为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逐渐确定测影的“寻”长度最好为八尺。
对此后人有清楚地解释：“古人树臬用八尺何也？盖测景（影）之臬不可过短，过短则分寸太密而难分，过长则取景（影）虚淡而难审，八尺与人齐，如是为宜。”
总之，当我们的祖先竖起直竿，让日影落在大地上的时候，同时树起的，也是人类时序观念的一个里程碑。
用直竿测量日影来划分年份与季节，最简单也最直观的，是确定冬至与夏至这两个日子，冬至正午日影最长，夏至正午日影最短。
又因为最初测量工具简陋，“最长”比“最短”更容易判断，所以确定冬至比确定夏至更早一些。
可以说，冬至这一天，这是我们的祖先在时间的混沌长河中摸索到的第一块坚定的界石，第一个确凿的“时间节点”。——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老话说“冬至大如年”。
明确了冬至这个日子，就得到了清晰的一个“年”。这里的“年”，不再是物候历中谷熟岁稔的含混模糊的“年”，而是天文历中确定无疑，有零有整的“回归年”，是真正意义上的历法年。
今天我们把太阳两次通过春分点的时间间隔，定义为一个“回归年”，也叫“太阳年”。但最原始的“回归年”是两次冬至之间，也就是两个日影最长的日子之间的时间段。
这也就是为什么冬至所在的月份，明明是农历十一月，但是当人们用子丑寅卯十二地支分配月份的时候，却把打头的“子”给了这个月。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冬至的确是年和年之间的界限和划分节点，除夕的出现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用冬至划分了年之后，我们的祖先又开始用夏至来划分季节。
没错，四季的概念也并非“自古以来”，考古学表明，从商代直到西周前期，中国的一年，仍只有春秋二季，夏至之前为春季，夏至之后为秋季。
须知若要划分四季，在冬至夏至之外，就还要确定春分和秋分的日子。虽然理论上来说并不困难，这两个日子里，日影一样长短。但在远古时代，要测量出最长和最短容易，要测量出一样的长短则棘手得多，不仅需要更精确的测量工具，也需要更准确的计数和记录。所以虽然不能确切知晓先人们确定“二至”日期之后，又隔了多少时日才确定“二分”的日期，但可以肯定，春分和秋分的确定，要晚于冬至和夏至，而四季的明确，又要晚于春分和秋分的测定。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即使是掌握了原始的测定二分二至的方法，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所得到的仍然只是模糊的时间概念，远远谈不上准确。
这是因为即使是“立表测影”这看似最简单的“笨办法”，在实际运用中，要实现精准测量，仍然需要许多辅助条件的成熟。
比如要相对精确地测定日影，必须先比较准确地测定出方位。因为现在我们所说的“日影”最长和最短，指的是正午时分的日影，而在无法精准定时“正午”的远古，要通过“日影”长短确定冬至和夏至，就必须测量正北方向的日影。
这种方位的测定，又需要有一定的几何概念和辅助工具，流传下来的“三表法”，就是在一根直竿之外多用两根直竿辅助定位，“立正勾定之”。具体做法是先立起一根直竿，在日出时找到竿影的顶端，用另一根直竿作标记；在日落时再用第三根直竿标记竿影的顶端；将后面两根直竿用直线连接，得到的就是正东正西方向；取直线的中点与第一根直竿连接，指示的就是正南正北的方向。
老实说，作为一个文科生，我有点犯晕了。但也因此，更让人为祖先们的智慧、灵感和毅力而惊叹。考古学家们喜欢说的，在我们每个人的童年时期，有父母和老师向我们传授知识与经验，但并没有整个人类的“父母”和“老师”。因此，想一想先人们是如何从蒙昧混沌中点亮人类的智慧和理性之光，就像是从漫漫沙海中筛出细细的金屑，又像是在看不到尽头的黑暗中坚强勇敢的摸索，怎能不让我们感动和敬佩。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后世的我们回溯往事时，总是努力想要梳理出清晰的发展脉络，但真实的历史进程从来不是这样，它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曲解、谬误、弯路和挫败，一次又一次，循环往复。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并不会有泾渭分明的界石，各种历史现象永远是彼此错综交织的。
就好比我们说随着人类生产生活需求的提高，物候历渐渐被天文历所取代，但不可能有一个精准的时间点来分隔两种历法的使用，我们所说的先后顺序也只是一个大致的概念，物候历也从不曾真正退出历史，它始终是天文历有效的一个参考和补充。
同样，用于测量日影的“臬”或“寻”，在作为天文历的测量工具的同时，也一直是重要的物候历测量工具，人们在其顶端系上羽毛，用来测量风的方向和大小，同样作为判定季节的重要指标。
这种测风的工具又叫作“伣”，即是后世“相风铜乌”或“相风铜凤”的原型，乌或者凤的造型，也是原型中竿顶羽毛的遗存。
虽然后世测影和测风的工具完全不相同，但可想而知，既然都要用到一根直竿，那么最初想必曾“一物多用”。也有学者考证，先秦典籍中记载的尧传位于舜时，“允执其中”的“中”，就是这样一件既可测日影也可测风向的“神器”——顶上系着羽毛的直竿。
又如我们说立表侧影来判断时节，但一天之中日影也有长短和方向变化。虽说远古之时，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一天中确切时辰的需求，总没有确定准确的“年”与“季”来得迫切。但没有理由认为，人们一定是先学会通过日影来确定季节时令，之后才用日影来判断时辰，二者完全可以同时发展，并彼此印证。
学术界甚至有这么一个有趣的说法，中国古代神话中“十日并出”的故事，其实是后人曲解了前辈留下的图画记忆。最初人们画出十日，表示的不是天上有十个太阳，而是一天中的十个时辰（的确，在商朝，一天曾经被分为十个时辰，十二时辰的划分要到周朝了）。
更有趣的是，还有学者认为，所谓“射日”，是指祖先们在祭祀活动中射标示风向的“伣”上的羽毛（这似乎再次印证了测日影的“寻”和测风向的“伣”曾经通用）。直至汉代，仍有“春而大射，以顺阳气”的习俗，在春分庆典上比赛射箭。可以想象，既然要射箭，那么不管直竿上是羽毛还是铜鸟，都是现成的靶子，用来解释“射日”似乎也不无道理。
所以古老的“后羿射日”的神话，也许描绘的是这样的场景：在季节轮回之时，我们的祖先竖起直竿测量日影，以判断二分二至的时间，同时在竿顶系上羽毛或立一只铜鸟，来观测风向风速，判断季候是否与季节吻合，从而判断年景。然后他们举行欢快的庆典来纪念这个日子，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射箭比赛，用直竿上的羽毛或铜鸟做靶子。
这样的场景被还没有发明复杂文字的先人画了下来，时间流逝，那些欢庆的人群、测影的工具、测风的羽毛，连同庆典活动，都消失无踪，但有画面流传了下来。后世的人们看到时，他们已经不知道这画面与季节时令和庆典的关系，便编织出十日并出，英雄射日的惊心动魄的神话，代代流传，直至今日。
真相究竟如何，也许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但这样解释神话，即使是误会，也未尝不是一种“美丽的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