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徒有归飞心 无复因风力

我们的主人公终于从辽东回来了。

前前后后动用了一百多万人次的军队，和数百万的役丁，毫不夸张地说，杨广的疯狂征辽行动，把整个帝国都给牵扯进去了。而如此巨额成本，换来的却只不过是一顿人肉大餐而已。

而此时，隋帝国的各个地区，一拨又一拨的义军正在兴起，隋帝国的根基已经动摇。

大业十年十二月，杨广在京师大兴短暂停留之后，回到东都洛阳。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京师。他在位期间，在京师大兴的全部时间仅仅只有几个月。随后，在洛阳，仍然以一年一度的盛大庆典迎来了新的一年。二十多个周边国家的使节前来祝贺，答请他们的也仍然是杨广曾经引以为豪的鱼龙戏等等诸般奢华的场面。

然而，讽刺般的欢腾背后，《隋书·五行志》在一处不是特别显眼的地方记载着：“大业十一年，炀帝自京师如东都，至长乐宫，饮酒大醉，因赋五言诗。其卒章曰：‘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令美人再三吟咏，帝泣下沾襟，侍御者莫不欷歔。”——大业十一年，杨广回到东都，在长乐宫喝得酩酊大醉之后作五言诗。诗的最后一句写道：“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杨广让身边的嫔妃反复吟唱这首诗，忽然间，他失声痛哭，而周围的宫人们也跟着落泪。

非常鲜活的描写，让人清楚地看出他当时的心情。

史书中有很多地方都说到，大业末年，杨广已经变得神经质，拒绝听到任何坏的消息，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提到“反贼”之类的词儿，就距离倒霉不远了。所以，末年的杨广稀里糊涂，还以为天下始终太平无事，只顾着在一片谎言的歌舞升平里耗费他的帝国和他自己最后的时光。

但是，从上面的那段话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心里很清楚局势。

是的，从杨广之前的为人处世可以看得出来，他可能偏执到不可理喻，可能会钻牛角尖，可能会一条道走到黑，但是唯独有一点，他始终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同样的，他也始终很清楚眼前的状况。

大业十一年，杨广还没有完全放弃努力，还在勉强支撑国事，但是很明显，事情超出了他的控制，因此他已经力不从心。高度集权在前期实现了空前的全国上下齐动员，而此时也以空前的强度反弹——地方没有充分的自主权，本来是为了防止出现割据和地方官称霸一方的现象，然而此时却也显示出一旦出现问题，地方官大多无能为力，所有的后果都要反弹给中央政府。

而中央政府，前面已经说过，由杨广一个人支撑。

——喂，老大，我们没招儿了，还是你想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但是杨广能怎么办呢？

这种格局，曾经为他最大程度地动员了力量，使得他能够为所欲为，而现在，反过来也最大程度地向他提出了要求。这个因是他自己种下的，他尝过甜头，现在这个果他也只好自己吞下去。

所以，早在大业十一年初，他就吟出了“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

 

混合效应

隋王朝的历史总让人觉得扑朔迷离。

这倒也不能完全把原因推诿给唐初的史家们或多或少带有偏见的记载，我们的这位主人公本身就具有不可思议的极端个性。

征辽无疑是他一生最致命的失误，也直接导致了隋帝国的崩溃。

但是，不等于说，征辽是隋亡的全部原因。还是那句话，隋王朝的灭亡，是很多很多很多错综复杂的原因交织在一起作用的结果。

前面一直在说，其实杨广的行事，并不是像野史里说的那样拍拍脑袋就出一个昏主意，正相反，他做的事大多能找到合理的理由，甚至他所采取的行动，大多也正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关于这点，由之后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来。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糟糕至极的结果？

粗略地打个比方，这是一种混合效应——

如果只有氢气存在，那会很稳定，什么都不会发生。

如果只有氧气存在，那也很稳定，什么都不会发生。

如果氢气加上氧气，再加上一点火花的话，那就……砰！炸了。

回顾一下杨广此前所做的事情，如果掰开来看，确实都有合理的理由，但是合理的，不表示没有副作用。世上的事都是双刃剑，就看持剑的人怎么用。

营建东都，开凿运河，兴修驰道，这些基础建设工程对于一个重新恢复统一的帝国而言，确实大有益处，何况以当时隋帝国的富有，也还折腾得起。尽管夸张的行事造成了民众的不满，但是如果杨广就此消停，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础建设工程的作用显现出来，民众的不满将会自然而然地消弭于无形。

可是他不。他还要做内政改革。当然内政也很重要，因为这正是此前数百年混乱年代留下的弊端，用人唯才，总比用人唯血统更为合理。只不过，双刃剑的另一面是，会得罪很多贵族，这些人影响力巨大，跺跺脚也能让隋帝国哆嗦几下。但是如果杨广专心对付这些人，未尝不能摆平。

可是他不。他还要开拓疆土，向外发展。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周边国家关系本来就事关隋帝国的安危，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到处摆阔虽然很烧包，但是如果摆摆阔就能令周边的邻居们羡慕得直想入籍算了，那也是只赚不赔的好事。但是，邻居们也不是那么好唬的，对外扩张本来就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成本极高。而一旦露出破绽，就会给各方面趁虚而入的机会。

由此引发的混乱则会在民众心里积压更多的不满，而这些不满很容易就被同样心怀不满的野心家们利用，从而引起更激烈的爆发，帝国威信急剧下降，对外的破绽也越来越大，迅速形成内外交困的局面……变成了标准的恶性循环。

然而，双刃剑挥向何处，其实原本是个未知数。

    在很多关键时刻，杨广都有可能做出别的选择的，也许，历史就会完全不同。比如说，在大业八年之前，如果他喝对了一口凉水噎死的话……但是，一路看下来，总觉得他不是正确的事情选择了错误的时机，就是正确的事情选择了错误的方式，总而言之，他没有喝对过那口凉水。

    为什么他总是喝不对那口凉水呢？

当然一个人的命运也有很多偶然因素，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出现同一种情况，那就不是偶然了。

但是呢，杨广的这个必然，也不是一两个简单原因造成的，同样也是很多因素的混合效应，这些因素呢，就是杨广特殊个性的方方面面。

如果我们遵从过去史家的正统观念，那么隋帝国的败亡首要原因是杨广的滥用民力、过分奢侈、好大喜功等等等等。

概括地说，第一个因素是他极端的好大喜功。

这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就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如果他的个性中就是光这因素的话，那倒也未必能折腾出这个结果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喜好奢侈、好大喜功的皇帝还真不是一个两个，可是有几个真正折腾出这个水平来？所以，他光有那个喜好不够，他还得有那个能力折腾得起来。

为什么他有能力折腾大场面呢？前面已经说过了，除了因为他老爸给留下的家产特别富裕，主要还是因为他有特别的揽权本事，或者说，他实现了空前的中央集权，或者不如说是帝王集权。但，揽权其实也是皇帝们人人向往的事情，同样是皇帝，明朝万历皇帝斗争了几十年都没能把自己心爱的儿子给立为太子，为什么杨广却能做到那么高的水准呢？

撇开不同的历史条件，单从他的个性来说，杨广那是极端强悍。

首先他挺聪明，这点大家都不否认。聪明而且好读书，学识丰富，又从小在一个政治圈子里混，实践经验也很丰富，这些都使得他有很敏锐的眼光，看问题看得很准。所以，他有可能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也因为自身的优异，造成他极端自负。他曾经说过：“如果皇帝这位置是从天下读书人里海选出来，那凭才华PK，我也一样是皇帝。”何其不可一世！自负造成刚愎自用，既不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更不允许别人分享权力。

换句话说，他有非同一般的权力欲望，又有非同一般的眼光和手段，那么他就收拢了极大的权力，造成了一人之下就是万人，而不存在通常的中间层。

所以第二个因素，超级权力欲。第三个因素，具备掌握和运用权力的才能。

极端自负，又使得他格外难以容忍自己的失败，因此一旦出现错误，一意孤行。因为他不甘心自己的出错，就好像赌徒赌输了之后的反应往往不是立刻停止赌博，而是压更多的赌注一样。此时他一手造成的体制就显示出了极大弊端：一则没有人能够纠正他的错误，二则也没有人能够分担他的错误。

所以第四个因素，极端脆弱的自尊心。

同样也是这个因素，造成了他先是不肯停止错误的决定，其后又彻底放弃任何努力。

而种种这些综合起来，演变成了：臣下不给力。

臣下不给力，并不是真的不给力，否则那么多隋臣到了唐初怎么就摇身一变成了能臣呢？关键在于，杨广就没给别人给力的机会。

有这么一种管理者，老是觉得员工做事都靠不住，交代下去的事做出来了总是不满意，于是他们索性抓过来自己做。当然他们自己变得十分辛苦，一面辛苦一面还在抱怨：这些员工怎么就是不给力？做事不认真不努力什么都做不好，才害得自己要这么累。而员工们也很无趣，因为做了上司也不满意，如果自作主张了后果更严重，那还不如做个算盘珠子拨一下动一下能糊弄过去就行了。

杨广就是这类管理者的极端个案。

这些极端的个性因素混合起来的效应，也是不折不扣的双刃剑。一方面是有出色的个人能力和强悍的作风，一方面是不能匡正错误和过早地自暴自弃。

《隋书》中说，在大业后期，国家多事，杨广一天必须处理上百件政事，而这些事情也不是在朝堂当场拍板，而都是他一个人回宫考虑决定。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杨广变得越来越神经质，终于在某次事件后崩溃。

这就是雁门之围。

 

扑朔迷离的雁门之围

大业十一年秋，杨广再度巡视塞北。

原因是隋帝国与东突厥的关系恶化。经过隋帝国多年的扶持，东突厥终于由绵羊给喂成豺狼，渐渐恢复了实力之后，趁着隋的内乱，他们的心眼也开始活动了。于是，杨广率领大队人马再度北巡。

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北巡，也是他为国事的最后一次努力。

史书上没有说，他到底率领了多少人，但是当时隋帝国狼烟遍地，兵力分散在各地与义军交战，杨广绝对不可能恢复大业三年甲兵五十万的盛况。

可是，大业三年，东突厥启民可汗对杨广那是毕恭毕敬，心甘情愿地当孙子伺候这位主子。而此时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危险大为增加，兵力却又不如大业三年，可以说，本来就是一次冒险行动。但是杨广执意出塞。

大概，他很想借这次出巡恢复几分隋帝国和他自己的威风吧。

很可惜，人到倒霉的时候喝凉水也会塞牙。

当杨广到达北方边境，迎接他的是始毕可汗带来的几十万人马。八月十二日，出巡队伍得知消息后，急速退入雁门郡城，齐王杨暕率领后军镇守住退路上的要塞崞县。八月十三日，突厥大军杀到，短短几天就攻占了雁门四十一个郡中的三十九个，只剩下杨广所在的雁门郡城和杨暕所在的崞县在苦苦支撑。

然而雁门当时储备粮不足，突然多出那么多张嘴来，只能维持二十天的生计。杨广差点就想率领几千精锐骑兵冲出去算了，被朝臣们极力劝止。

八月二十四日，杨广下诏令天下诸郡募兵勤王。

不久，各路人马陆续赶到。其中包括当时只有十六岁的李世民，他投身在云定兴帐下，并且据说为云定兴献上了疑兵之计，起了大作用，最后这点恐怕史书多半是有些夸大的。当然眼下也还不是李世民大展鸿图的时候。

而起到关键作用的是隋帝国驻突厥大使，也就是已经改嫁给始毕可汗的义成公主，她派人来诓骗始毕可汗说，老公啊，后院起火啦，赶紧回去吧。

九月十五日，始毕可汗退兵。

这是史书上记载的经过，但是其中却有很多疑点。

比如，东突厥哪里变出几十万大军？这么多人简直可以把一个小小雁门郡给铺满，一路行军那是地动山摇，何以杨广他们得知消息那么迟呢？

比如，为什么崞县是由早已废黜的齐王杨暕率军镇守？杨广对这个儿子那是失望透顶，到最后的江都之难发作，甚至直觉反应还是杨暕谋反，可以说身边那么多人他最不信任的就是杨暕，他怎么又会突然想起这个废黜了七年的儿子，让他承担这么重要的军事任务？

比如，雁门郡城和崞县其实是一条峡谷的两端，如果这两处要塞都未曾失守，那么突厥大军又是怎么翻山越岭进入那条峡谷的呢？要知道一旦突厥人进入峡谷，两端又都在隋军掌握中，岂不形成了关门打狗的局面，突厥人会这么冒险吗？而如果突厥军队没有进入峡谷，雁门郡城也就谈不上被围困，杨广的后撤路途就依然通畅。

比如，既然雁门郡城和崞县都没有失守，那么为什么地理位置在这两个县城庇护之下的五台等等几个县城反倒先失守了呢？突厥大军怎么打过去的？

比如，号称二十天吃完的粮食，为什么实际上支撑了一个月零三天呢？如果真的二十天就会吃完粮食，又为什么延迟了整整十二天才下诏？

比如，从八月二十四日下诏，到九月十五日突厥撤军，中间短短的二十一天里，在河北、山东一带忙着平叛的诸军不提，在江南的也没可能赶到，能赶到的只不过是附近的部分兵力，那能有多少人？为什么就能轻易解开雁门之围？东突厥出动几十万人马，难道就是为了这么来溜达一圈？真是比杨广征辽还儿戏的举动。

可惜，非常遗憾的是，关于这些疑点，正史里一点线索也找不到。

但是作为最后的一击，它似乎彻底粉碎了杨广的意志。此后，他决定做一只彻头彻底的破罐子，变得完全不能以常理度之。

在兵情紧急的时刻，朝臣劝说杨广，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稳固军心，激发战斗力，于是杨广给兵士们两个承诺：第一，以后再不提征辽的事情（是的，三征之后他还想征）；第二，重赏大家，没官的给官，有官的升官，外加每人一大笔奖金。

这两个承诺，在回到东都洛阳之后，杨广全赖掉了。

他似乎已经完全不在意失信的后果了。

其后史书上出现了他的一些古怪举止：

大业十二年三月，“帝与群臣饮于西苑水上，命学士杜宝撰《水饰图经》，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黄衮用木做成，配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动如生，钟磬筝瑟，能成音曲”——看不懂做出来的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似乎很像个八音盒。

大业十二年五月，“帝于景华宫征求萤火，得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这回是下令捉了很多萤火虫来放在山野里当纯天然霓虹灯。

杨广一直都很活络的心思，现在也只肯用在这些地方了。

大业十二年七月，杨广一意孤行地决定再下江都。

很多人都认为，杨广选择在这个时候下江都很不可理喻。他为什么不重新振作？为什么不肯听从朝臣们普遍的意见，回到京师大兴？当时隋帝国虽然已经朝不保夕，但是毕竟还没到最后一步。当他舍弃了京师南下，才是真正的放弃了希望。

这个嘛……或许是因为杨广此时已经真的脑壳烧坏，但是更多的是一个更明显的理由：很可能他觉得，只有老根据地江南能成为他最后的庇护所。正如同当初夺嫡时候的打算：就算万不得已，还能够依仗长江天险实现划江割据。

他前期一切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强盛的大一统帝国，为此他一直在设法将权力平均分布出去。他这么做一部分是出于近乎理想主义的帝国蓝图构思，但也因为他的根基没有真正地扎在关中。但是现在他已经知道自己失败了。

杨广生性猜忌，他真正信任的只有那些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比如他的江南藩邸旧臣们，或者是张须陀那样出身寒微，由他亲自提拔的人。这也就不奇怪，在危机四伏的时候，他潜意识里会认为只有江南是最安全的，因为他曾经一手缔造了江南的繁荣。

朝臣们不这么想，他们认为杨广如果回到关中，事情就还可以挽回。关于这点，不仅当时，后来也有很多人这么认为，但是历史没有如果，所以我们不知道如果杨广当时真的回到大兴，事情会怎么发展？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当时这类意见完全淹没在杨广那不可理喻到近乎疯狂的状态中：

右候卫大将军赵才出来进谏，劝他不要去江都，结果被拘留了十几天。

建节卫任宗上书，被当朝杖杀。

奉信郎崔民象在建国门上表谏，被先割了舌头，然后处斩。

在汜水，奉信郎王爱仁又上表，力劝杨广回京师大兴，又被处斩。

在梁郡，有百姓出来挽留：“皇上不要南下，还是回去京师吧，去了江都这天下就不是皇上您的啦。”结果，这个忠诚而可怜的百姓也被处斩。

杀出一条血路。

此时的杨广，既昏且暴，对得起后世给他的任何评价。

不久，他终于到达了江都。是否他终于感觉能松一口气？从其后他变本加厉的荒淫举动，恐怕也未必。

这是他登基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江都。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

他抛弃了大兴，也被历史抛弃，彻底沦落为一个可恨可怜可笑而又可悲的配角。

此时的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已经是各路反王们。

 

张须陀其人

    张须陀何许人也？

如果不是熟悉隋末唐初历史的读者，面对这个问题，也许一片茫然。

但是说到张须陀的两名手下爱将，那可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这两名将军，一曰秦叔宝，一名罗士信。

如何？够有名吧？

在今日，张须陀要借当年手下的名气才能为人知，但是在隋末，从大业九年到大业十二年的四年间，张须陀却是声震天下的隋帝国名将。

大业十二年十月末，当时出任荥阳郡通守的张须陀战死。

荥阳郡地处要害，正是东都洛阳的门户，在军事上举足轻重。赫赫有名的虎牢关就在荥阳，“控东西之咽喉，挟南北之桥梁”，传说里正是三英战吕布的地方，其后唐武德四年，李世民也是在这里战败了窦建德的大军，奠定了唐王朝的基业。

荥阳失守，也就斩断了远在江都的杨广回到东都洛阳的退路。

其后不过一年零四个月，江都事变，杨广被想回去北方故园的近卫军所杀。

稍微夸张一点说，张须陀之死，就是从杨广手里抽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可见他当时的地位。

只不过，他效忠于大坏蛋杨广，有的史家将他归为助纣为虐的行列，甚至称之为“刽子手”。但其实，这也不过就是各为其主，而张须陀的为人，即便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比较，也仍然不失为一位令人敬重的将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张须陀早年的经历很普通，少年从军，以军功慢慢地升迁，到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混了个齐郡丞（齐郡助理市长）的官职。

或许因为出身寒微的缘故，张须陀体恤百姓。大业七年征辽动员，民间鸡飞狗跳墙，而齐郡又是黄河水患最重的地方，一时民不聊生。张须陀下令开仓放粮。动用国库是件大事，要等皇帝开口才行。何况杨广那是独断专行的典范，张须陀一个小小的助理市长就敢擅作主张，那不是虎口拔牙吗？所以，大家都劝他等等再说。张须陀回答：“皇帝离得那么远，等奏上去再批下来，人都饿死了。获罪？救人要紧，我死而无憾！——开仓吧。”

于是开仓。而杨广倒也没有怪罪。

也就在这一年，王薄反。

山东一带流离失所，走投无路的百姓实在太多了，很快王薄的队伍壮大起来。而杨广的兵制改革弊端也显露出来，因为过于集权，再加上精锐部队远赴辽东，地方军队的实力很弱，王薄连战连胜。

大业九年初，王薄进攻到齐郡，张须陀率军迎击。史书上没提及他当时的军队有多大规模，以小小一个郡丞，能指挥得动多少人呢？这点很让人怀疑。但是王薄毕竟没有硬碰，而是转身又奔鲁郡去了。张须陀于是悄悄地跟在后面，一直跟到岱山下。

王薄连胜之下早已得以忘形，忘记了防备，张须陀于是挑选精锐，突然袭击，一举击溃了王薄军。

这还只是开始。

张须陀转而北上，又以两万人马与孙宣雅、石秪阇、郝孝德等所率号称十余万人交手，再度大获全胜。

回到齐郡不久，遇到惊心动魄的一战。

裴长才突然率两万人攻城。猝不及防间，张须陀甚至来不及集合队伍，只带了五个手下便冲出城去。立刻被团团围住。以一当百，几处受伤，居然越战越勇，直至援军赶到，重整旗鼓，将裴长才击退。

同一年，秦君弘、郭方预等合军围北海，气势冲天。张须陀对手下说：“他们离得远，肯定想不到援军能很快到，我们火速前往，必定能够取胜。”于是挑选精锐长途奔袭，果然大胜。

当时，在太平盛世中已经失去了锐气的官军在各地传来的都是节节败退的消息，可以想见，张须陀的胜利显得多么鹤立鸡群。

杨广甚至命人去绘制了他的画像，好能一睹这位名将的风采。当然，这对于张须陀也是莫大的荣耀。

转过来年，胜利仍在继续。

大业十年，战左孝友，列“八风营”迎击，又派遣小分队扼住其各个要害，逼得左孝友面缚投降。

之后，再战卢明月。这次是场硬仗，张须陀与对手力战数十日，终于粮尽。撤退之际，定下奇谋，令手下埋伏在芦苇丛中，待卢明月率军追击后方空虚，出其不意地烧了他的大营，张须陀再杀一个回马枪。这招果然奏效，卢明月腹背受敌，大败。

插一句，当时负责奇袭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秦叔宝、罗士信。

此时的张须陀，威振东夏。

从他的几个战例可以看得出，史书评价他“有勇略”，不假。史书还说，他作战必冲在最前，又十分爱惜部下，很得军心。所以，他接连获胜，不是没有道理。

他的官职从齐郡丞，升至齐郡通守，又兼任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也就是河南十二个郡的监察司长和公安厅厅长。

通守这个官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又是杨广的独创。通守的职位说是次于郡太守（市长），但其实总领地方军政，是实际上的市长。那么为什么要弄出这么个特别的官职来呢？这就是杨广的兵制改革一时改得太过头弄出来的。将政府文职部门与军队分离，这个大方向本来是合理的，但是对地方军队削弱得太厉害，以致于总领地方军队的都尉实际上指挥不动几个人。如此，到大业末年，狼烟四起，身为文官的太守指望不上，身为军官的都尉也指望不上，只好另外挑选人出来总领地方军政，那就是通守。

不过别说，大业末年的通守，大多是杨广亲自提拔的，以实际业绩出头的寒微人士最多，对皇帝陛下的知遇之恩倒也感怀，所以大多数通守都尽忠职守，誓死效命。虽然，也不乏王世充这等阴险狡诈人物。

张须陀在齐郡通守任上，手下败将的名单还在继续延长：吕明星、帅仁泰、霍小汉……

直至转任荥阳郡通守，这时他面对的是翟让率领的瓦岗军。

哦不，瓦岗军这时候还没有那么大的名声，正是张须陀成就了他们的声望。

话说那时的翟让与张须陀交手三十多次，输了三十多次，早对张须陀心怀怯意。彼时李密已经入了瓦岗军，极力劝说翟让攻打洛口仓（洛阳配套工程，隋帝国国库），但是翟让觉得自个儿打不过张须陀，不肯去。李密说：“张须陀有什么好怕的？有勇无谋之人，主公你尽管上，我保证打败他！”

于是，翟让先冲上去，而李密则率领几千人在十几里外打埋伏。

说实在的，每次看到这里都很狐疑，以当时瓦岗的实力和张须陀的声望，李密怎么就那么有把握呢？他说张须陀“有勇无谋”，实在也不过是灭对方威风，长自己志气，口头上占点便宜罢了，张须陀的战绩，哪儿能看出他“有勇无谋”？数千人的伏击，比之当初张须陀以五人应战裴长才军又如何？

而此处，史书没有提到的一件事是，当时张须陀率领了多少人？

作为荥阳郡通守，张须陀能指挥的军队肯定已经超过当年那个小小的市长助理了，然而，是否有可能，当他那次遇翟让的时候，并非全军出战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翟让遇张须陀，败了，也许是装的，也许是真败，反正一逃逃出十几里，逃进李密的埋伏圈。

因为和翟让交手太多次，张须陀丝毫没有怀疑，一路追至，于是中计。

事情至此，张须陀的事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将领。然而，他能成为一个令人敬重的历史人物，那是因为他在最后关头的表现。

以他的勇猛，杀出重围本来不是难事。

可是，当他杀出重围，却发现那些同生死共患难的部下们仍在包围圈中。张须陀无法抛下他们，于是又杀回重围去救他们。救出一些人，又发现还是有人没有能够跟着出来，于是又回头去救人。

如此四出四进。

这是个隋末版的长坂坡。只不过，赵云救的是主君的儿子，而张须陀是去救部下。生死关头，他爱惜部下超过了爱惜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将领，当然令人敬重！

然而，张须陀再勇猛，也无法救出所有的人，众兵士已经四散溃退。眼看败局已定，张须陀仍不肯选择离去，他仰天长叹：“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皇上！”

他下马，力战而死。

他的部下“尽夜号哭，数日不止”。

 

罗士信事

    罗士信本来不会有那么大名气，但是偏偏，野史作者们看中了他，以他为原型塑造出了一个隋唐超级帅哥形象，没错，那就是罗成。

作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帅哥，罗成的家世也是家喻户晓的，他是名将罗艺的儿子。

可其实呢，罗士信本人跟名门出身的罗艺根本是八杆子打不着的。恐怕他也不是帅哥，而只是个身材粗壮的男子。

罗士信原本只是张须陀身边的一个小侍童。

大业九年，十四岁的罗士信向张须陀请战，张须陀回头看看他，叹气，孩子你太小了，再等几年吧。但是罗士信不肯等，他说，我行我可以。

他上阵，没等对手排兵布阵完毕，就直冲上去，刺死好几个。斩了一人的首级，往空中一抛，穿在长矛尖上，在敌人阵前耀武扬威。对手吓呆，没人敢上前，而张须陀趁机率众冲杀。罗士信再战，每杀一人，就割下那人的鼻子，揣在怀里带回去，好用来算杀敌人数。

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论功行赏的计算方式。但是总觉得，这种事还是跟满脸胡茬的彪形大汉更相配一点。

十四岁，就算在古人眼里已经可以结婚生子，但是，毕竟还只是少年。想像一个身材短小的少年，骑马飞驰，手里举着一支穿了人脑袋的长矛……

战争真残忍。

此战之后，罗士信成了张须陀的左右手，每次出战，张须陀一马当先，罗士信紧随其后。杨广让人给张须陀画像的时候，也给罗士信画了一幅。在杨广的眼里，那只是个为他卖命的勇士吧，他一定不会想，因为他的过错，才让乱世降临，而本该带着稚气微笑的少年，变成了恐怖的蓝胡子。

张须陀战死之后，罗士信辗转了几个地方，最后带着部下投奔了唐军。

唐武德五年，罗士信为刘黑闼所擒，被杀。

 

李密其人

李密是个人物。

大业末年，他本来是最有前途的一路反王，可惜，功亏一篑。

李密的家世很好，在隋末他起兵的时候，给自己准备的宣传资料，用十五个字简洁明了地描述显赫出身：“周太保、魏公之孙，上柱国、蒲山公之子。”李密的曾祖父李弼是北周八大柱国之一，说起来比杨广的爷爷杨忠地位还高点儿。当然李密只是“蒲山公之子”，因为当大业令下之时，蒲山这个郡公头衔，也就被杨广轻巧一挥抹掉了。但那是个非常重视门第的年代，连当反贼，能在名片上写上“上柱国”啥啥的，也会显得更有气势，更有前途一点儿。

但是李密的反贼事业一开始那是相当不顺利。

作为一个世家子，虽然是一个家道中落的世家子，但是在大业初年，他也曾有过一份很好的职业，那就是当皇帝的侍卫。可是某天，杨广忽然瞥见左列那个肤色黝黑的年轻人，不知怎么总觉得他两眼贼忒兮兮，于是把他解雇了。李密就这么莫明其妙地丢了公职。

不过，其实他本来就不喜欢这份差使，倒是正中下怀。

不久，他遇到第一个伯乐，那就是国务总理杨素。

那天他骑着牛去看朋友（莫以为骑牛怪异，那时候牛才是主要交通工具，相当于富康普桑，马是奔驰级的奢侈品）。李密坐在牛背上边走边读书，正好被杨素看见。生性倜傥，又热爱文学的杨素，既有识人的眼光，也有当伯乐的热情，立马对这个好学的年轻人产生兴趣，追上去细问究竟。倾谈之下，大为欣赏，对儿子杨玄感断言：他比你们哥儿几个有见识多了。杨玄感对老爷子的话还是很信服的，一来二去，和李密结成了莫逆。

于是，在大业九年，李密理所当然地跟着杨玄感上了当反贼这条船。

但是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杨玄感在关键问题上没有听李密的，很快就如此这般地败亡。

李密成了通缉犯。

他被抓住，很快就传奇般地逃脱。据说他是拿金银贿赂了差役，中了糖衣炮弹的差役们渐渐放松了警觉性。这里存在不少疑问，一群被捕的通缉犯难道不经过搜身吗？身边怎么还会有很多金银，供他们一路大吃大喝呢？这是否说明有人在暗中帮助他们呢？可是，又会是谁冒那么大风险帮助几个反贼呢？

且先把诡异的金银搁开，话说某天夜里，李密领着几个哥们儿凿开了一堵破墙逃脱。临走他招呼别的难友们一起跑，但是有几个居然不肯，觉得自己有立功表现，应该会得到从宽处理。可见，大业初年的法律确实一度比较宽松，连谋反的杨谅都逃过了一死，所以才会给那几个人有这样的错觉，可惜他们忽视了杨广此时已经变得多么歇斯底里。

结果，除了跟着李密的几个人，别人都被处死了。

李密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流亡生涯，当过教书先生，走投无路也啃过树皮。此时的他，郁郁不得志，只能提提反诗发泄。

直到，他遇见了第二个伯乐，那就是瓦岗CEO翟让。

翟让的名片写出来和李密差多了，他出身寒微，原先是一个小警长，后来因犯下死罪，选择了当反贼这条道路。他为人很仗义，很快就发展壮大了队伍，成为河南最大的一支义军。

作为CEO，翟让肚子里的墨水不够多，但是他不刚愎自用，而是很信服有墨水的李密。

正如前面说过的，翟让听从李密的建议，并且心甘情愿地替他当诱饵，从而终于在和老对手张须陀的对阵中笑到了最后。

此役之后，瓦岗的名声大震。

而对李密本人也是意义重大，此后李密“建牙，别统所部”，牙就是牙旗，有牙旗也就是有了自己的专属指挥部。换句话说，李密从顾问，变成了分公司经理。

胜利还在继续。

接着，李密奇袭洛口仓，开仓放粮，任百姓取粮。当时河南山东一带接连水患，饿殍遍野，一听有粮百姓们当然趋之若鹜。

一开始看史书的时候觉得很纳闷，为什么大业前期杨广顺风顺水的时候连天灾都碰不上，而之后一开始倒霉就成天水患呢？难道冥冥中真的有天意吗？后来想明白了，其实很简单啊，因为顺风顺手的时候，手里头有钱，也顾得上兴修水利。之后，从大业七年起，大家都忙着征辽去了，头等大事是运粮，估计也就顾不上修堤了，而天下大乱之后，就更甭提了。所以局势一旦失控，就会越来越乱，越来越乱，给人感觉正应了那句老话：“祸不单行”。

这里可以看出，李密确实是有政治手腕的。此举至少有三个好处：获取民心、夺下隋国库的支柱、自家也捞足了军粮。

其后，李密又利用隋大将裴仁基和监军之间的矛盾，招降了裴仁基。

这位裴仁基呢，就是来接替张须陀的人，他也是传说中的银锤小将裴元庆传说中的老爸，为什么说是“传说中的”呢？因为裴元庆这个人物就是莫须有的小说人物，所以这段父子关系也就只好属于传说了。

裴仁基当然不是一个人投奔瓦岗的，还带着罗士信，秦叔宝等等等等原张须陀的部下们。

是的，没看错，守着张须陀的尸身痛哭了好几天的部下们转眼就投奔了杀死他们前主帅的敌人。可见，在那个混乱刚刚结束不久的时代，从走马灯般换朝代的日子走出来，“忠义”和其后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这其实没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春秋战国时期，帮着对手打自己故国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一样。正所谓“良禽择木而居”，跟着谁更有前途就跟着谁呗。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年杨坚能够比较轻松地篡夺北周的皇位，换成明清倒弄个外戚出来篡位试试看？

得到了这么大的一支补充力量，李密当然乐坏了。

而，更让他乐坏了的是，翟让自觉能力不如他，所以主动让出了CEO的位置。

这里可以看出，虽然翟让的才智不如李密，但他确实是一个有胸襟的人。

然而，李密新任瓦岗CEO，也像当年的杨玄感一样做出了决策：攻打洛阳。

结果，和杨玄感一样，这一打从大业十三年初，打到了大业十四年初，李密还在洛阳城外晃悠。只是，和当初不同的是，因为抢下了隋帝国的国库，所以李密笃定得很，倒是被围的洛阳城缺柴少粮的，就快支持不住了。

这一阶段的李密，如日中天。

他发布了由祖君彦执笔的檄文，这篇文因为“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而成为名篇。这时他俨然已经是天下反王中的反王，能够真正跟杨广叫板的人物。

由这时的局势看来，天子确实很有可能改姓李——不是李渊的李，而是李密的李。

他的春风得意，刺激了瓦岗前CEO翟让，准确说，是翟让的亲朋好友们。他们觉得，这等风光本来应该属于翟让的嘛，怎么都让这个家伙摘了桃子去呢？而且，李密这时候犯了一个和杨广如出一辙的错误，那就是他过分地厚待新加入的人。本来这也没错，这样才能让更多人肯加入嘛，但是做得过头，就会引起赖以为支柱的瓦岗老员工的不满。于是，有人劝说翟让，把CEO的位置要回来。

翟让没有表态。

可是李密却十分不安，他意识到自己的地位面临巨大危机，他的家族从北周开始就混政治大学，所以他也有足够的决断和手腕来处理。他的办法很简单：先下手为强。

在一次欢宴之后，李密杀了翟让。

狡兔未死，走狗已烹。何况人家翟让还不是走狗，是在他落魄时赏识过他，信任过他，又以罕见的大度将CEO的位置让给他的人。

他这一招“恩将仇报”，失去了好不容易聚集的民心。

要知道，那时候的人选择的标准是什么？——跟着这位CEO能有前途吗？一开始，大家觉得李密有气魄，有才智，很有前途，可是现在呢？他连对他有恩的翟让都杀了，这样的人，就算跟着他打下天下，前途又在哪里？所以，其后他的部下们有机会就跳槽改奔别的CEO去了。

这可以说是李密最大的败笔。

结果，翟让一死，就连瓦岗头顶的祥云也风吹雨打去了。

李密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

大业十四年六月，李密应战北归的宇文化及所率十万骁果。

两败俱伤。

这期间，李密又落下一个败笔：他接受了当时留守洛阳的皇孙杨侗（当时自称为帝，史称皇泰主）招抚，接下了隋帝国尚书令等等等等在内的一系列官位。刚念完慷慨激昂的“罄竹难书”，他又从反王成了隋的国务总理。无疑，这又使他失去了一部分的响应者。

事实证明，霉运来了，挡也挡不住。他这个国务总理刚上任，位子还没坐热，洛阳的隋政权就先改朝换代了——王世充逼宫自立。

李密那支损失惨重的部队还没喘匀气，又不得不跟王世充接着干。

由于屡失民心，再加上李密的手段也不足，摆不平当时瓦岗军各种不同成分之间的矛盾，他以更多的兵力和更充裕的粮草，却惨败于王世充。

瓦岗军树倒猢狲散，顷刻间就从名噪一时的大军，成了一支只有万把人的落魄小队伍。

走投无路的李密掂量了一下，只好投奔了李渊。

当时的李渊已经抢到关中这个风水宝地，趁着最强大的李密、王世充、宇文化及在洛阳一带火拼，渐渐稳固了自己的地盘。

大业十四年，也就是唐武德元年十月，李密到达长安。

李密围攻洛阳十九个月，几度大战，最后却黯然屈身别人的屋檐下。

其实，隋帝国毕竟是以关中为本的，这点，李密当年劝说杨玄感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那么他为什么要做出同样的选择，留在东部啃硬骨头呢？

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比如，他舍不得放弃洛口仓，比如，他毕竟是依赖瓦岗军，而瓦岗军大多出身山东一带，比如，他担心直攻关中的话，反而会失去在洛阳已经打下的基业。而说到底，逐鹿天下，本来也有很多的必然和偶然。也许他败于王世充有一定的偶然，但必然是，以他驭下的能力和失去民心，早晚会败。

落架凤凰不如鸡，李密的日子可想而知。他从差点当了皇帝的人生顶峰落下来，在长安过得郁闷至极。何况他的个性里，从来也没有安分守己这个说法。过了一阵子，他又开始活动心眼，想要重新拉队伍。可惜，老辣的李渊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

区区两个月后，也就是大业十四年十二月，李密在叛出唐王朝地盘的途中，被杀。

死时，三十七岁。

 

 

诡异的大雾

历史虽然有很多必然，但是也有很多偶然。

比如说，在大业十三年七月，中国历史就因为一场神秘莫测的大雾而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折。

至少有两个隋末重要的人物因此登上历史舞台，更有不计其数的人改变了命运。

那是怎么回事呢？先要从一个人说起。

——隋末资历最老的反王之一，窦建德。

窦建德从事造反这一行当要从大业七年算起，当时他也是山东受灾地区揭竿而起的义军之一。然而一开始他还不是CEO，他只是CEO高士达手下一个经理。

大业十二年，高士达战死，窦建德接替了他的CEO职位。这是他反王生涯的转折点，可是惨遭打击的队伍实力很弱，新任CEO面临着很大的危机。

与此同时，外敌步步紧逼，危机很快就演变成了生死抉择。隋大将薛世雄率三万人马气势汹汹地杀过来，而窦建德此时手头只有两千人。

十五比一。

以我们的想法，他该怎么做呢？

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想办法开溜，然后再慢慢地寻找机会东山再起。

或许，直接缴械投降也算是个办法，虽然投降之后的前途堪忧。

再……似乎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然而，正像整个隋末那戏剧般的历史，窦建德偏偏选择了最不可思议的一种：他决定去挑战不可能任务，主动进攻！

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那是因为他知道薛世雄根本没把他们这支小小的杂牌反军放在眼里。正因为双方实力相差太悬殊，所以薛世雄十分轻敌，警惕性不高。窦建德打算利用这点偷袭。当然，这始终是一个十分冒险的计划，只不过反王们从来都是最富有冒险精神的。

偷袭嘛，当然不能正大光明地冲过去，对于窦建德而言，唯一的选择就是夜黑风高之夜。

当时，两军相距一百四十里，这个距离很尴尬，窦建德也没有把握能在天亮之前赶到，但是他铁了心要以卵击石，于是率两百八十名敢死队员先冲了过去，并且跟部下约定：如果天亮前赶到，那就打，如果赶到时天亮了，那……那只好投降。

可以说，窦建德当时将自己和部下的全部身家都压上了赌桌。

赶啊赶，几乎就在天亮前赶到了。几乎。

是的，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就差了不到一里路，估计连对方的发型都能看清楚的距离，天亮了。

窦建德功亏一篑。

没办法，他只好准备投降。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就如同冥冥中真的有命运之神，只不过此前他老人家一直在打盹，这个关键时刻他忽然醒来，心血来潮地准备帮一把为人厚道的窦建德——

天地间忽然起了大雾，短短的片刻之间，雾气阻隔了视线，咫尺不能见人。

窦建德大叫：“天助我也！”率人冲了上去。

轻敌的薛世雄部还没睡醒，迷迷糊糊中了偷袭，一时间判断不出来人究竟有多少，一下子就溃败了。

薛世雄虽然勉强突围，但是输也输得实在太窝囊，不久他就活活地懊恼死了。

此役正如同一根轻弹的手指，引起了一长串的多米诺效应：首先是窦建德从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公司CEO起死回生，且公司扩大了N倍，成为河北一带最强大的一支义军，而且，前面我们已经八卦过了，此后这位生性厚道的CEO捎带也改变了萧后、杨政道等等等等人的命运；薛世雄死后，接替他的是王世充，此人阴险狡诈，但也是隋末叱咤一时的人物，正是他终结了李密的美好前途，使得天下从这个李变成了那个李……

这无疑是史上最戏剧的一场大雾，然而，也诡异至极。

为什么说它诡异呢？倒不是说它巧合到离奇，所以就像有的野史说的，是某某巫师招来的，作为有责任心的无神论八卦者，笔者一直疑心的是：为什么一场雾能起那么大作用呢？

窦建德只带了两百八十人的敢死队，这么点儿人冲入三万人中，就像几粒米掉进沙堆里。就算后援军很快就到了吧，和对方的三万人相比，无疑也只是赌徒般的行径。所以，大胆猜测：窦建德当时不是存心要去挑战那三万人，而是趁着对方不防备，冲过去捞点便宜就跑路的。反而是大获全胜的结果，恐怕连他自己也出乎意料吧。且不论大雾是不是真的能让那么多人全体变成睁眼瞎，十五比一的差别就算黑暗里也应该是很容易觉察的事情吧。为什么一支小小的敢死队就能把偌大队伍迷惑呢？

再说薛世雄，他也算是隋帝国一员很有才干的大将，能征善战。可是，他的队伍安营扎寨，却连起码的设防都没有，为什么？这只能是因为，他们确知附近并没有什么能够构成威胁的义军存在。

那么，大雾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其实《资治通鉴》说得很清楚：“世雄士卒大乱，皆腾栅走。世雄不能禁。”换句话说，薛世雄的队伍根本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就一个一个都自顾自地脚底抹油，这才造就了窦建德不可思议的胜利。

同样的情形，在淝水之战中也曾见过。苻坚的几十万大军，只因为有人在后面喊了几嗓子：“秦军败了”于是就……就真的兵败如山倒。

这招说白了就是动摇军心，可是还真管用，王世充和李密决战的时候也用了这么一招，他找了个看着跟李密有几分相似的替身，捆起来示众：“李密被活捉啦！”瓦岗军看清没看清的全都大乱，终于葬送了李密曾经一片光明的前途。

可是，这招其实有点死马当活马医的味道，要是对方的军心十分稳固，其实很容易识破，也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然而，淝水的苻坚大军也好，李密的瓦岗军也好，都已经军心涣散，看似强大，其实一击即溃。

窦建德和薛世雄这场以一对十五的战役也是一样。只有本来就不稳定的军心，才会如此不堪一击。换句话说，薛世雄手下的兵士们早已厌战，所以有点风吹草动就崩溃了。这也难怪，薛世雄的军队是从涿郡过来的，也就是说，这是支参加了征辽东，然后又来四处平乱的军队，当时的兵制是府兵为主，府兵是平时务农，战时从军的人。当时河北没建几个军府。所以这支军队的主力不是从山东一带，就是从关中一带来的，背井离乡，又没完没了地打一些其实跟自己没什么大关系的仗，谁乐意？

据说第三次征辽的时候，一面队伍在往辽东行进，另一面就是逃亡者不断地往回跑，可见军心涣散的程度。

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大打折扣也不奇怪了。

杨广不得不改用募兵的形式招徕骁果，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点吧，毕竟在“一人参军，全家免税”的优厚条件下，还是有了不少自愿参军的人。自愿参军嘛，就不会像已经厌战至极的府兵那样不堪一击了。所以，骁果起初还是具有一定战斗力，后期更成为杨广身边的亲卫军。只不过，到后来，杨广长驻江都，骁果也就成了又一支背井离乡不情不愿的队伍，最终导致杨广死于骁果之手。

所以，拨开那场扑朔迷离的大雾，背后其实是已经离散的人心，和无法挽回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