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譬如辽东死 斩头何所伤

    有史家曾经感慨，隋帝国的历史真是扑朔迷离，它的兴盛仿佛突如其来，而它的衰亡也同样让人猝不及防。

大业五年，当杨广翻过祁连山，在万国朝宗的空前盛况中陶醉得飘飘然。

大业六年，东都洛阳大陈百戏，整整欢歌了一个月。彼时还是一片太平盛世景象。随后杨广二度南下扬州。《隋书》也好，《资治通鉴》也好，在这一年都没有记录什么特别的事情，显然，这仍是风平浪静的一年。

然而，那时恐怕很少有人想到，这一年正是隋帝国最后的安宁。

在大业七年，史书上忽然间出现了一长串事件：王薄反、刘霸道反、窦建德反……由此而始，隋帝国突然陷入了一片风雨飘摇，短短数年间，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王朝就彻底崩溃了。

那么，在大业七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无向辽东浪死歌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

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秋，山东王薄作了这支《无向辽东浪死歌》。歌里他自称“知世郎”，就是智者，意思也是说得简洁明快：去辽东是肯定没前途的，还不如干造反这一很有前途的行当。

王薄的起义军很快就聚到了数万人，这些人大多是不堪忍受辽东之役的平民。

杨广的折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大业元年造洛阳、挖沟开始，始终就没消停过，但是过去并没有引起这么激烈的反抗。

为什么辽东之役这么可怕？

话说早些时候，也就是大业七年二月，杨广颁布了诏书，要求全国各地动员力量，配合次年的远征高句丽行动。杨广的全国动员能力，在之前的挖沟、北巡、西巡等等项目实施中我们已经领教过了，而这次，又折腾出了一个亘古未有的新高。

杨广下的命令是“总征天下兵”，甭管住哪儿，能服役的就全到涿郡集合。

一时间，“扫地为兵”，全国上下一片鸡飞狗跳墙的场面。

远征的筹备工作当然不光是征兵，兵将都得吃饭啊，那就需要粮食。

征辽东是一次远征，人数多，且那时的涿郡一带还没怎么开发，所以粮食产量有限，靠当地筹集那是不可能任务，只能运过去。

于是，征粮和运粮此时成为隋帝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徭役。是的，征辽东的运粮工程很可能超过了包括洛阳、大运河、西巡等等在内的任何一次行动。

宋朝的时候，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算过一笔帐，以出征三十天计算，一个士兵的粮食，就需要三个民夫运送才够吃。

这里，沈括是按照三十天算的，而大业八年征辽东打了多久呢？正月初三从涿郡发兵，晃晃悠悠走了三个多月才到前线，开战，一直打到了七月！这一战花掉了多少钱？耗费了多少人力？真是难以估算。

大业八年初，第一次征高句丽行动中，史载大军人数达到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两百万，现在的史学家考证，认为不可能有那么多，但是应该也有七八十万之多，那么负责运输的民夫也超过了两百万。

这是实实在在的数字。

在说到基础建设工程的时候，笔者认为，洛阳也好，运河也好，史书所记载的动员人数都有所夸大。但是这里，就算把出征人数降到合理数量级，动员的范围和规模也仍然大到了不可思议。

虽然有运河水运缓解了一部分运输压力，但仍然需要大规模的陆运。

《资治通鉴》里说，在山东一带发动了六十万民夫用车运粮，两个人推三石米，结果这点粮食还不够路上吃的，等运到那里，米也吃完了，没东西交账必定也是死罪，所以民夫都逃亡了。

这还不算完，还有兵器，铠甲等等。

这一时期，史书出现了“征税百端”的记载。很显然，就算当时富到冒油的隋帝国，也无法单靠国库支持这么大规模的行动，刮地皮势在必行。

穷人刮也刮不出太多来，所以主要的对象似乎是有钱人。

“课天下富室，益市武马，匹直十余万，富强坐是冻馁者十家而九。”（《隋书·炀帝纪》）——下令让有钱人买马，结果马的身价直线上升，飙涨到要十多万钱一匹，十家里有九家有钱人因此破产。

注解一下，当时正常的马价是二十到三十匹绢，按每匹绢一千钱估算，大约是两万到三万钱。

穷人出力，富人出钱，结果是大家都遭了殃。

动员了这么大规模的徭役，很明显已经严重影响了这一年正常的劳作，秋季的收成已经堪忧，偏偏为了凑够粮草，还额外提高了税收。贪官酷吏也出来趁火打劫，粮价被哄抬到离谱的程度。

更雪上加霜的是，在负责运输劳役最重的地方，也就是作为后勤中转站的山东一带，又发生了严重的黄河水患。大约有三十多个郡受灾严重。

当时隋帝国一共有199个郡，也就是说，六分之一的郡淹没于洪水。

天灾，人祸，左右都是死，除了造反，已经没有别的出路。

即便如此，也没有影响到杨广按期进行百万人辽东游行的兴致。如果说，之前的洛阳工程、挖沟行动、北巡西巡等等都还能找到恕词，那么此时的辽东之役则是不折不扣的暴政。而且，我们都知道，这还只是开头，杨广征高句丽一共征了三次，后两次就算规模稍小，那也是一支大军，其代价足够隋帝国的GDP倒退好多好多年的。这样的情形下，隋王朝想要不出乱子都很难。

虽然知道杨广一贯刚愎自用，想什么就是什么，但每当读史书到这里，都不禁想问，难道这厮的脑壳真的已经烧坏了吗？

 

朝野皆以辽东为意

但是史书上又说，“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当时的隋帝国上下都认为应该去征讨辽东。

当然喽，这“朝”也就罢了，在“野”的估计也都是有钱有闲的人，小民能弄明白高句丽在哪儿就不错了，谁还会去管这档子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件事却是事实。那就是自杨坚开皇十八年出征高句丽开始，杨广三征，唐太宗也去打了一次，到唐高宗十年里一口气打了四次，最后总算打下来了。

高句丽和中原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为什么中原的皇帝们不惜一次又一次兴师动众地去征伐？甚至在杨广以征辽亡国之后，事事以隋为鉴的唐王朝却还要接连不断地去打？

这个问题……咳，说实话，一代又一代的史家争到现在也没争出个统一的结论来。

不过，就算杨广的脑壳烧坏了吧，总不至于隋唐四位皇帝脑壳都坏了，尤其杨坚和李世民那都是历史评价极高的明君。

比较常见的一种解释是，为了维护帝国的统一和安定，隋唐两王朝都十分在意周边国家的问题（莫要忘记，他们自家出身的北朝就是从周边民族起家的）。在绝大多数周边国家都向帝国称臣之后，态度不够驯服的高句丽，就成了一个“典型”。

自南北朝之后，不，应该说自西汉之后，实际上中原这是首次又出现了一个以超级大国形态存在的强大帝国，对周边国家而言，无疑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威胁。对这个威胁，反应之一是臣服，而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大家携手对付这一个庞然大物。

    高句丽这个“典型”的存在，实际上就是一个暗中的利益联盟的存在。高句丽使者一直在暗中联络突厥等国家，对隋唐帝国构成威胁。隋唐王朝必须去摧毁这个潜在的联盟，以确保不会出现周边联手的情况。

另一方面，当杨广在位的时候，四方来朝，当时的隋帝国俨然就是国际警察。接受了人家的朝贡，当然也得为人家出头作主。所以那时候周边哪个国家内乱啊，几个国家打起来啦之类的事情发生，隋帝国都会出面干预。高句丽当时的近邻百济和新罗（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其实是一个国家分裂成仨）受高句丽侵犯，已经几度向隋投诉，隋王朝当然也得表示表示。

只不过，杨广的表示方式，实在夸张。

 

一征高句丽

    我们已经知道，杨广出门的排场一向是很大的。

大业三年北巡，甲兵五十万。

大业五年西巡，至拔延山大猎时，兵士四十万。

而当大业八年正月初三，在涿郡过了个年的大军终于开拔的时候，其人数史载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称两百万，明显又大跃进了一个台阶。

连发兵也是有着空前的派头：编成二十四个军团，和六个皇帝直属军团，总共三十个团，从正月初三开始，每天发一个。两军相隔四十里，角鼓相闻，旌旗蔽日。

真是……大手笔，足以令好莱坞导演们手下的蚂蚁人头场面变得纯属小打小闹。

这支庞大的队伍，看上去啥也不干，就是踩也把高句丽踩平了。在历史上，能跟这支队伍相提并论的，恐怕也只有当年苻坚派出的那支“投鞭断流”的大军。

不可思议的巧合是，这两支史上最庞大的军队，都打输了。

是的，此战惨败。

对照结局，发兵时的恢宏场面，就变成了一场闹剧，显得很可笑。

隋军大败的主要原因，是皇帝陛下在军中的指挥，使得作战一线的将领们无所适从，白白浪费了许多时机。疲惫不堪的隋军久攻不下，在撤退过程中遭到高句丽军队的追击，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渡江作战的大军三十万五千人，一日一夜间丢盔卸甲地狂逃了四百五十里，回到辽东城的时候，只剩下了两千七百人。

这里，出现了第一个问题：一百多万人出征，为什么渡江作战的只有三十万五千人呢？剩下的那八十多万人，就算皇帝需要护卫吧，也不用那么多人啊。

首先呢，出征的恐怕就没有一百多万人，按照当时的府兵人数判断，七八十万人恐怕更为合理。我们的古人一贯喜欢在人数上夸大一些，所以这也不奇怪。不过七八十万也比三十万五千多多了，剩下的人都在干什么呢？回答是，渡江作战的是真正具有战斗力的隋帝国精锐部队，剩下的恐怕都是以临时招募的，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民夫为主，所以上去了也是白搭，就留在江这边吧。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既然上去了也是白搭，为什么又要招募那么多没有训练过的民夫，白白浪费财力物力，难道就是为了凑个大队伍来吓唬人的吗？

是的，袁刚先生回答，就是吓唬人用的。

前面几度提到过，杨广似乎对一种不战而胜的方式着了迷。

开皇九年，平陈，他靠招抚搞定了岭南。

大业三年，北巡，他靠展示一下活动宫殿啥啥的，就令“单于解辫”。

大业五年，西巡，展示文物，令四方来朝。

……

种种成果，也许让他已经走火入魔了。这也就可以解释，曾经作为平陈统帅，也曾经击退过突厥的杨广，其实并不能算完全的军事白痴，为什么他却会采用这么一种夸张且极度劳民伤财的方式去征伐辽东。

因为，他想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杨广行事，总有点理想主义，比如他的种种内政措施，理论上确实大有好处，但其实隐患重重。大业八年的初征辽东也是如此。他的主要目的，在于“威慑”，也就是吓唬人，不但吓唬高句丽，也要吓唬其它周边国家，所以极尽夸张之能事。他大约也打过小算盘，认为虽然这么大一支部队去游行一遍确实很劳民伤财，但是和真刀真枪去打一仗相比，还是单纯去游行一趟的成本稍低一点吧。

只不过，如果对方不怕吓唬呢？

杨广似乎真的没有想过。他陶醉在自己的“理想”里，根本没有朝另一个方向多看一眼。此战他甚至带上了各国使节，就为了再次显摆国威：看吧看吧，这就是我大隋的实力，不顺从我大隋的会有什么下场，睁大眼睛看着吧！

战前的诏书里，他喊出了“臣人归朝奉顺，咸加慰抚，各安生业，随才任用，无隔夷夏”的口号。这“无隔夷夏”四个字，倒真一贯是他的想法，不光说说而已，日后他的孙子皇泰主杨侗评价他时，也用了“混一华戎”四个字，他倒是真心觉得天下都是我杨广的，夷人夏人都是我的子民，我都是爱护的……至于说别人接受不接受他的“爱护”，似乎根本没想过。

杨广大概真的以为：什么？我大隋如此强大，顺从我大隋有那么多好处，怎么可能有人不接受？啊？真的不接受？真的？

真的。高句丽人不接受。于是杨广大怒，于是大阅兵变成了真打。一旦开始真打，无比讽刺的一幕出现了：隋军花了偌大气力组织了一场规模宏大、阵容齐整、让人目眩神迷的游行，却偏偏，根本没有做好真打的准备。

杨广还是不相信高句丽人会不怕隋军、会想要真打，他在每个军团都设置了招抚使，并且下令高句丽只要愿意投降就停战，不要穷追猛打。结果就是这点被高句丽利用，一打到紧要关头就宣布投降，隋军停战，对手修整，喘过气来继续打……

结果，铩羽而归。

这一仗打得惨不忍睹。

隋军不是手里没牌，正相反，隋军有一手好牌，问题在于，皇帝陛下坐镇，数百里遥控，非要自己来打这手牌。战场上军机瞬息万变，相隔数百里，又在通讯条件简陋的年代，光消息一来一去要拖延多久？有机会也早磨没了。

正所谓“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但隋军将领不敢。杨广的脾气臣下又不是没领教过，说风就是雨，劝得动吗？张衡是他嫡系亲信，劝了几句，下场怎样？高颎贺若弼是元勋老臣，就背后说几句，下场又怎样？这么个皇帝，除非已经背上必死决心，谁敢违背他？

不敢违背，那就只好听皇帝陛下的呗。听皇帝陛下的……这仗还怎么打？

二十年前南下平陈，年轻的晋王杨广作为隋军统帅，其实打得很不爽，因为他的属下就没觉得非得听他的。当初他一进建康城就逮捕了大将贺若弼，为什么？因为贺若弼没按照原来的计划行动，没等他下令，一看有机会就自己先动手了。虽然大获全胜，但杨广很不痛快。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完全控制隋军了，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打这一仗，他没去想，他的“理想”犯了兵家大忌，根本不切实际。

只可怜了数以十万计的隋军士兵。

只可怜了数以百万计扛着天灾顶着人祸将粮草送到前线的民伕。

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不过关于具体的败绩，其实史书上的数据也模糊得很。比如说回到辽东的人数只剩下了两千七百人，那么渡江的三十万五千人显然全军覆没，《隋书》《北史》当中也都有很矛盾的记载，写着“九军并陷，师奔还，亡者千余骑”。一般认为是“亡者”其实是“还者”，但是这样也有矛盾，因为史书又记载：“唯卫文升一军独全”。三十万五千人渡江，分九个军，每个军平均三万五千人，既然至少有一个军独全，又怎么会只剩下两千七百人呢？

何况，气极败坏的杨广回去之后，连气都没喘匀，第二年就卷土重来，这次是决心真打。如果三十万精锐全部都损失在了辽东，那么他再怎么样也不可能一下子变出那么多训练有素的兵士来的。

所以，实际的损失并没有那么大，当然也不会只有“千余骑”，否则应当不用招募“骁果”，可能介于两者之间吧。

只不过，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一次出征，居然没有达到目的，这本身就已经丢人丢到家了。还是当着各国使节的面丢的！

此战之后，无论是杨广本人，还是隋帝国的威信，都在顷刻间直落千丈。

 

二征高句丽

    大业八年七月，隋军从辽东撤退，八月，杨广甚至还没回到家，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发布了次年将第二次征辽的诏书。

毫无疑问，他偏执般地急于挽回面子。

为了大业九年的征辽，善于变通的杨广又弄出个新鲜花样：招募“骁果”，其实就是一种中央直属军队。只不过当时兵制以府兵为主，“骁果”的出现，也就是出现了募兵。

总之呢，大业九年三月，杨广不顾臣下劝阻，第二次率军攻打高句丽。这次真的是去打仗了。

六月，双方正打得难解难分的当口，忽然传来了后勤部队长官杨玄感兵变的消息。

杨玄感是杨素的长子，因为他老爸的关系，在朝中颇有人脉，这一谋反，还带动了一大批贵族子弟跟着他一起干。后院着火，让杨广大惊，不得不放弃在辽东的战局，撤回关中，先保住后方再说。撤退过程中，还发生了和杨玄感兄弟交情很好的兵部侍郎斛斯政叛逃高句丽事件，让本来就气极败坏的杨广怒到极点。

杨玄感其人，和他老爸杨素一样，文武都来得，但是远不及杨素的才智。

杨玄感有个生死之交的好朋友，这时候来到他身边为他出谋划策，这个人就是后来曾叱咤一时的李密。

李密是个人物。

不过眼下先说杨玄感。李密给他出了上中下三个策略：上策先断杨广的后路；中策先去打京师大兴，抢了根据地再说；下策先打洛阳，但洛阳最难打，只怕打不下来，等到援军一到，反而腹背受敌。

杨玄感很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风范，毅然决定从最难啃的骨头入手。

结果可以想像，一个半月后，杨玄感还在洛阳城外晃悠，而隋的援军已经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

这时候，杨玄感才赶紧调头去打大兴。走了没多远，在弘农宫城外（三门峡附近），又遇到不知从哪里蹦出来的一群“当地父老”，劝他先打弘农宫，结果又耽误了三天。等他再上路，追兵已经追到。

八月初，杨玄感大败，冲出重围时，身边只剩下十几个人。眼看追兵又到，杨玄感让弟弟杨积善将自己砍死。

盛怒的杨广下令将杨玄感的尸首剁成肉酱，挫骨扬灰。而此前，杨素的尸骨也早已被增援的隋军挖出来烧了。

前期曾经宽大的法律此时荡然无存，受杨玄感之乱株连，三万余人被杀，六千多人被流放。

然而，平定了一场兵变，却有更多人数也更为广泛的起义发生。

杨广前期的折腾，此时终于显示出后果。

杨玄感之乱点燃了那根导火线，掩藏在隋帝国人心中的火药爆发了。

一时间，隋帝国狼烟遍地。

 

三征高句丽

正像所有人都感觉无法理解的那样，在这种情形下，杨广居然还是下令，在大业十年，第三次征伐辽东。

如果说前两次勉强还能找找理由，那么这回他的脑壳好像真的是烧坏了。

实际上，二征高句丽撤退之后，杨广根本就没回东都，一直驻扎在高阳（河北定县），过了整整一个冬天。

对这个举动，就算他不说，朝臣们也心知肚明他要干什么。但是就算全体反对也没有用，被破碎的自尊烧坏了脑壳的皇帝已经听不进任何劝说，执意要将天怒人怨的征辽进行到底。

于是，大业十年二月，在朝臣们一片尴尬的沉默中，杨广第三次发出了征辽诏书。和以前那些洋洋洒洒，有理有据的诏书相比，这一次的简直就像在强词夺理，他拼命在找古人的先例，谁谁也曾亲征，谁谁也曾打过很多次仗，更可笑的是，他自称前两次隋军其实已经大胜，就是可恶的高句丽王出尔反尔，不肯臣服。

总之，大业十年七月，隋军又攻到了高句丽城下。

不同的是，这次隋军实在已经打不起精神陪皇帝陛下玩儿战争游戏了。逃亡的士兵一批接着一批，严厉的军令都已经无法遏止。

幸好，高句丽方面同样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再也没有实力奉陪。

仗没打几天，高句丽就送回了隋叛臣斛斯政，投降了。

杨广总算挽回了一点儿面子，班师回家。然而这个胜利窝囊至极，且代价也太大。郁闷之余，杨广一肚子气出在斛斯政身上。下令把他困起来，然后让满朝大臣一起射箭，射成刺猬之后，再煮来吃。

天子既然下令，满朝大臣只好一人一块把这个叛臣给吃了。

至此，三征高句丽的“壮举”以吃人的闹剧暂时收场了。

是的，只是暂时，因为高句丽王并没有按照隋帝国皇帝陛下的吩咐亲自来朝贡，所以，耿耿于怀的杨广在其后几年里还是不断地想要再去征伐高句丽。

这个东北邻国，好像已经引发了杨广的超级歇斯底里症。

而这时，隋帝国国内已经乱成了一团。到了什么地步呢？当杨广三征高句丽班师的时候，居然有人敢打劫皇帝的马队，抢走了几十匹马。

有人说，看一个人的品性，不能看他在顺境，而要看他在逆境。这句话很有道理。

一征高句丽失败，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也失去了人望，但是杨广仍有时间和余地挽回。只要他肯消停一阵子。但他不肯。

其实杨坚征辽东败过，李世民征辽东也败过。但他们出征既没有那么夸张，败后也处理得当，所以没有引起严重的后果。

二征高句丽中途返回，虽然是件很让人郁闷的事情，但此时更重要的是安抚国内，至少还有机会。奇怪的是，此时杨广却表现得全然没有了早年的判断力，连轻重缓急也不肯区分了。

甚至，三征高句丽之后，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但我们会看到，面对残局，杨广选择了做一只破罐破摔的罐子，终于让一切无可挽回。

三征高句丽之战，决策是杨广做的、隋军是杨广亲自指挥的，一错再错，当然应由他负全责，无需争议、无可推脱。单凭这一连串的三次战争，足以让杨广在历史上留下恶名，何况事情还没完。

杨广处处效法汉武帝，然而关键时刻，他却并没有后者“轮台悔过”的勇气。

杨广性格上的严重缺憾此时充分暴露出来：缺乏自制的能力，又不肯听从劝告，甚至连悔过的勇气也没有，所以，当他踩上那块西瓜皮，也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的滑落。

现在，他只等着掉到悬崖下了。

 

杨玄感事

杨玄感是杨素的长子。

作为开皇年间的两位国务总理，杨素和高颎在所支持的皇子身上较量出了结果。杨素压对了宝。

于是，在大业初年，杨素家的荣耀到达了顶峰。

在朝堂这个政治大泥潭里翻滚了一辈子，杨素当然也是心有九窍的人物。他知道在皇帝身边混，祸福就隔着一层纸，而且福越大，改天招来的祸也越大。所以，他不惜用求速死的办法来避开祸事。

从表面上看，这办法还是奏效了。

去掉了最大的心病之后，杨广对杨玄感倒是表现得颇为信任。那时候他的职位是礼部尚书，按照隋书的说法，杨玄感当时在朝堂上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除了爵位之外，杨玄感从他老爸手里继承的最大财富还是人脉。

杨素其人，地位既高，识人的眼光也很不错，为人又豪迈倜傥，朝中经他手提拔的将领官吏那是满坑满谷。杨素家又是正宗的名门弘农杨氏后人，为什么强调正宗的呢？因为杨广他们家自称也是弘农杨氏后人，不过他们那个家谱就很有点可疑了，不像杨素家那个那么明明白白，无可挑剔。世家再加上实际的地位，杨家当时的声望当然很高。杨素杨玄感父子都是肚子里挺有墨水的人，本人也确实好这口，所以那时候也颇有人投到他们的门下。

但是，尽管杨玄感很有乃父之风，好读书，也善骑射，但除此之外，从他的传记来看，基本上，他还是一个公子哥儿型的二世祖。有才干，但无法与他老爸杨素相提并论，尤其是在军事方面，虽然他勇猛如项羽在世，但是既没有杨素识人驭下的水准，更没有他机智的权略。

然而，杨玄感的起兵，对于隋帝国的覆灭，却是影响巨大。

根据博弈论，第一个冒头的是风险最大的，而一旦有了先例，跟进则要容易得多。换句话说，“万事开头难”，就看哪个人先跳出来啃这只螃蟹了。

杨玄感的兵变，与其说干掉了隋帝国多少实力，倒不说在大贵族中正式发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杨广折腾得太狠，再加上辽东的失败，已经失却了民心，是时候可以出来抢蛋糕了！

于是，大业九年之后，杨玄感之乱虽然平定，但是隋帝国的壁垒已被打破，之后起兵的人一茬接着一茬。这些人里有受不了暴政而起义的，也有一看是时机就跳出来逐鹿天下的贵族，还有想恢复故国的南方人……强盛一时的隋帝国在短短数年间就烽火遍地了。

所以，这位二世祖在《隋书》中的传记没有按照惯例依附在他老爸杨素的后面，而是单独占据了一席之地。

大业七年，杨广下令全国总动员，进行轰轰烈烈的征兵运动。当时黄河下游水患，山东一带受灾严重，不过丝毫没影响杨广按期举行百万人大游行的兴致。

然而，当大业九年二度征辽，杨玄感叛乱的消息传来，杨广立刻放弃了既定的部署，从辽东撤军。

可见这次起兵的份量。

杨玄感倒是一个演说家，誓师发表演说，很有煽动力，据说因此招揽了不少跟随者。

他说：“我出身上柱国世家，家里钱多得花也花不完，世间的富贵，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那我为什么还要顶着灭族的风险干这等事情？我图个什么？——我不就是看不惯昏君的所作所为，要为天下受苦受难的百姓找个出路吗？”

当然喽，实际上他这取而代之的算盘已经打了不止一天两天，比如大业五年杨广在西巡途中，杨玄感就有过一次半途放弃的刺杀行动。那会儿隋帝国还是繁华如沸，不至于需要他“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起兵的真正理由，多半还是那自称不放在眼里的“富贵”。可见这动员演说，还是很需要技巧的。

况且他身为大贵族，皇帝、同僚、数十万将士奔赴前线作战，他作为后勤部长在背后点了把火。细想想，这种行径要说得多么光辉，只怕也难。

倒是他所说的“我身为上柱国”，也透露出些许信息。

“上柱国”这个超值钱的名号，在崇尚武力的北朝，不仅是权势，也是一种无上荣耀。但是，如前所述，大业三年杨广大刀阔斧的官制改革，把这个名号给废除了，而用一系列文散官的称号取代。也许有人不理解，不就一个名称吗？玫瑰不叫玫瑰，也是挺漂亮的花儿，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嘛……也许不十分恰当，不过打个比方就是，品牌创出来不容易啊！如果有个著名品牌，原本大家都知道它标志着什么，都认着它，现在让它换个名称会如何？

就好像这会儿如果说谁谁是国务总理或者宰相，诸位一定明白此人是个什么地位，可是如果说谁谁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诸位是不是会愣半天？说不定还以为是个不入品的小职员。

同样的，“上柱国”是啥大家都知道，武勋卓著的大贵族世家，品秩等同郡王。在那个时代，大家一听某某是“上柱国”，哦！肃然起敬。然后换成光禄大夫，大家一听，呃……那是啥？好像没听说过嘛……

杨广这么做，当然一方面是为了将武勋体系转向文官体系，另一方面也有企图，想将这些大贵族世家与过去的荣耀割裂，以便削弱他们的影响力。

显然引起了不满。

所以，在大业末年的混乱中，又冒出了很多早已被废除的“上柱国”们。

而另一方面，从跟随杨玄感起兵的那张单子，也能看出当时二世祖、三世祖……们的不满：韩擒虎子世咢、观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来护儿子渊、裴蕴子爽、大理卿郑善果子俨、周罗睺子仲……

真是颇为诡异的情形——父亲们在辽东征战，儿子们在后方兵变。

所以，话得分两面说，杨玄感起兵的本身，归到“正义之师”那是过头了，而杨广的内政措施所得罪的人也可见一斑。

但是，杨玄感起兵，无疑是在隋帝国这大象摇摇欲坠的时候，冲上去压了一根稻草，这次起兵的历史地位因而远远超出了其本身。

 

元弘嗣事

杨坚在位的末年，幽州省长燕荣是个著名的酷吏。

燕荣贪赃、好色，还有个嗜好就是打人。到了什么程度呢？走在路上看见路边荆棘长得不错，就去砍来当鞭子，有事没事在旁边随从身上打几下热热身。

有一次挨打的人喊冤，一查确实冤，燕荣说：“打也打了，这么着吧，下次你犯了错，少打你一回。”过了几天那人犯了个小错，又要挨打了，忙说：“大人您说过的，上回我没犯错您多打了，这回可以抵一次的。”燕荣大怒：“我说打你就打你，没错都打了，有错还不打？打！”

燕荣不但自己打人，还培养了一批壮汉，充当警察，到处找人打。在这样的恐怖治理下，外省的旅客能绕路就绕路，实在绕不开的，也不敢在他的地盘儿歇脚。

后来中央给派了一个秘书长来，此人名叫元弘嗣。他知道燕荣的恐怖作风，跟杨坚说：“陛下啊，我不想去。”杨坚也知道他的顾虑，就发了道旨意给燕荣，说：“要想打元弘嗣十下以上，都要先得到中央的批文。”

这道一看就有逻辑问题的旨意到了燕荣手里，看后大怒：“元弘嗣你个小样儿的，敢耍我？！我跟你玩儿！看谁玩得过谁！”

于是元弘嗣出任何一丁点儿差错，打他没商量。不是说打十下以上要中央批准吗？那就每次打九下，一天打个几次。

元弘嗣这秘书长当得郁闷至极。

就这样燕荣还不肯放过他，一天打几次太麻烦，终于罗织罪名把他下了大狱。在牢里还不给他吃的，可怜元弘嗣饿得掏棉袍里的棉絮充饥。

终于事发，杨坚将燕荣召回京师，赐死。

元弘嗣苦尽甘来，总算熬出了头，接替燕荣成为幽州省长。

百姓气还没喘过来，就发现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元弘嗣居然是个比燕荣还要加三级的酷吏！

元弘嗣的酷，得以史书留名，源于他干下的一桩经典案例：大业初年，《资治通鉴》记为大业七年，元弘嗣奉命前往东莱海口监督造船，为次年的征辽水军提供舰队装备。民工惧怕他的酷刑，不得不昼夜站在水里施工，以致于自腰部以下都长了蛆。

真是难以言述的残忍场面！

天道轮回，此人比他逼死的役工也就多活了两年。大业九年，元弘嗣受杨玄感之乱的株连，被发配，死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