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中国爱情与“家园”

撰文  供图 / 刘珊珊 黄晓 

原发《中华遗产》

责任编辑／马赛屏 图片编辑／余荣培 版式设计／杨东海 

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最为绮丽阴柔的场所，莫过于园林了。城市里恢弘的宫殿，肃穆的坛庙，森严的家宅，无不以严整的秩序，呈现出父权社会的阳刚之气，成为儒家伦理道德的象征，唯有散落在各座庭院深处的园林，以其疏落有致的布置，婉转精妙的格局，构成了富有女性特色的阴性空间。而在这样充满女性气质的园林里，往往会塑造出理想的中国闺秀，成全理想的中国爱情与“家园”。

采莲求子

这是明代画家仇英的《求子图》，可能是为园中生活的年轻夫妻而画。图中近处是两名女子，头戴荷叶边帽子，手拿蕉叶状船桨，作“园林风”打扮，颇为清新柔美。舟中两名童子

正在采摘莲花，堆在舱里或插入瓶内。池中游曳着成对的野鸭。远一点有两座水榭，中间有拱桥相连。右侧水榭中，一童子手举葫芦，其他两位在钓鱼，还有一位童子手持莲花从桥上跑过。野鸭、莲花、葫芦等等，都是婚姻美满、多子多福的象征。这是园中女子对“家园”最美好的向往。

园林里的男女空间

粗犷的男性空间

这是18世纪晚期佚名者的《园中行乐图》，图中对比鲜明的内园和外园，正是古代大家族按性别划分活动空间的真实写照。在以男主人为主导的外园里，空间比较开阔粗犷，男主人坐在露天的平台上，自由洒脱。而园中的各类元素，则凸显着君子的清雅之气。比如周围的树木，是高大的桐树和挺拔的修竹；周围的叠石小景是古拙的黄石；就连僮仆们端来的雅玩，也是古董书画等士人喜好之物。而左上角斑竹掩映的台上，还有仙鹤在踱步。

精致的女性世界

一道花瓶门，把女性内园与外部世界隔开。屏外两只美丽的孔雀，屏内一对亲昵的锦鸡，还有空地上撒欢的两只小狗——蓄养的宠物显然属于女性口味。雕楹画栋的轩屋，纹样精美的门窗栏杆，则勾勒出精致细密的女性空间。轩内坐着内园的女主人，轩外的侍女正在给盆景浇水，另一位侍女倒持纨扇，手捻一支藤花向主人走近，右边月亮门外还有一名侍女正送来古琴。看花、抚琴等爱好，也充满女性气质。

佳园，闺秀的诞生地

900多年前，一位我们已无从知道的年轻人，冒失地闯进了一位少女的园林世界，而这位少女对他也颇有情意。少女就是后来闻名史册的女词人李清照。

这一幕令李清照砰然心动的场景，我们可以在她的《点绛唇》中看到：“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李清照荡秋千的那座小庭园，或许就在她父亲的有竹堂里。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是个园林迷，他曾遍游洛阳园亭，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园林著作《洛阳名园记》。1089年，他在京师汴梁购得一处居所，题名有竹堂，李清照的少女时代就在这座花园中度过。

在古代这个以男性为主宰的社会里，女性的活动范围，几乎被圈定在家的世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唯一可以自由呼吸之地，大概就是园林——深闺里的后花园。后花园会给女性带来什么？充满女性气质的花园，可谓陶冶少女、教育少女的“理想国”。

我们先来看看古代女子都有怎样的成长课程。

晚明才女沈宜修《夏初教女学绣有感》总结了女孩的学习内容：“忆昔十三余，倚床初学绣。十五吹琼箫，柳絮飞沾袖。十六画蛾眉，蛾眉春欲瘦。”女孩们的第一要务是针黹女红，这是将来到婆家确立地位的招牌手艺；此外还要学习音乐，练习字画，以提高修养，陶冶情操。

从这个课程表上可见，女孩不需要读经明史，但要接受优雅的熏陶。那么家中的后花园无疑是这类学习最理想的学习场所：无论绣的是蝴蝶还是牡丹，园子里到处都有参照；山间水畔、桥头柳下，最适合弹琴吹箫；至于作画，池中的游鱼、屋前的桂树、亭旁的荷花，都是现成的粉本。

有时候，园林还会为女孩划出专门的学习空间，连父亲也不能随意出入。比如在一些描绘园林生活的图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内外有别的园林空间。外园是男性的天下，以父亲或丈夫为核心，园内景致也颇具男性特征：场地开阔疏朗，多栽种梧桐绿竹，叠置黄石假山，蓄养着白鹤，陈设着古董。男性在这里应酬会客，教导儿子如何待人接物，融入社会。而内园则活跃着以母亲为中心的女眷，风格与外园也有很大差别：布局幽深雅致，装饰细密精美，通常种植的是芙蓉牡丹，蓄养的是孔雀锦鸡，处处体现着女性的性格和喜好。当小女儿在园中学绣弹琴时，母亲则在忙着管理帐簿和开支，监督仆人，照料公婆。这样的小花园，恐怕就是最理想的深闺后花园了。

后花园润物细无声，把少女们滋润得兰心蕙质。李清照在16岁便写出“绿肥红瘦”的词句，名动京城。而那园林的美景，也屡屡化作她日后诗词里的清新意象。

清初才女唐若云也是在自家园中学得丹青妙笔的。她出自常州的书香世家，先祖是明代文学大家唐荆川，在青果巷有毗邻而居的“唐氏八宅”。1633年，唐若云的爷爷唐宇昭隔出贞和堂后半部分建造了花园，题名半园。唐宇昭自称“半园外史”，从小在园中长大的唐若云成年后则自称“半园女孙”。

唐氏以文学传家，书画也很知名，当时风靡江南有“唐荷花，恽牡丹”，后者指常州画派的开山祖师恽南田，前者就是唐若云的父亲唐匹士。而唐若云的母亲，也是位精于画道、心思灵慧的才女。

得了父母真传，唐若云画工不凡。她学到的唐氏家法便是对景写生：图中荷苞挺立，花叶舒展，令人几乎能嗅到清香；游鱼在莲叶间嬉戏，又仿佛可以听见声响。这幅图是如此生动，是因为她们描绘的，正是日日流连的园林生活。

在园林里，就连轻松有趣的娱乐，如摇曳生姿的秋千，热闹欢乐的斗草，也如春雨般滋养着女孩们的心。

斗草是最受少女们欢迎的游戏。三五姐妹聚在园中，遍寻花草比斗胜负，既符合大家闺秀的身份，又是极好的消遣。唐代王建的《宫词》描写了一次少女斗草的热闹场景：“水中芹叶土中花，拾得还将避众家。总待别人般数尽，袖中拈出郁金芽。”少女们先分头寻找花草，水中土中都不放过，每有所得便赶忙藏好，然后围坐成一圈，出草比斗：你出观音柳，我对罗汉松；她有君子竹，我用美人蕉；抛出星星翠，回应月月红……这时斗的已经不是草，而是谁的对仗工整而又新奇有趣。

园中的奇花异草，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对于认识自然生命也有着重要的意义。眼见得枝丫萌绿，花蕾含苞，绚烂绽放，再到枯叶凋零，落花葬红，如此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稍微有些悟性的人，都会品觉出些什么。很自然的，在自家的后园里，对于爱情的觉醒，是女孩们的“最后一课”。

《牡丹亭》描写了杜丽娘第一次走进自家后园的情景，显然她被满园春色吸引、触动了：“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醉软。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闲凝眄，生生燕语明如翦，呖呖莺声溜的圆……”园中的姹紫嫣红恰似自己的如花美眷，可惜却只能付与断井残垣，不由得从花想到自己，而自己此生，不知又将寄托何处？

文史学家徐朔方一语点睛：杜丽娘“第一次看见了真正的春天，也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生命是和春天一样美丽”。

看景思春，触景伤怀。园林唤起女性对生命的觉醒，但女孩们没有功名事业可追求，唯一的寄托，便是未来的爱情了。

当园林唤起女性的生命觉醒，爱情便悄然而至。于是杜丽娘在花园小憩，梦见了书生柳梦梅，两人在梦幻与现实交织的牡丹亭畔共赴巫山，开始了一段浪漫传奇。而《西厢记》里的崔莺莺，也是在佛寺后园焚香拜月时，第一次道出了少女心事；后来又与张生隔着园墙和诗，最终结成眷属。

花园铭刻着少女们快乐的时光，后花园的围墙，是一种禁锢，也是一种保护。当少女在后花园中被锻造成一位灵慧的女子，就将走出墙外，进入另一座后花园。

闺秀的大课堂

这幅18世纪前佚名者的《清娱图》，向我们展开了闺中女子的园林生活：左上方的女子在临水簪花，近岸的女子在采摘树上的桂花，而前景中的一位女子则在插花。花草之事是女子的传统活动，她们不仅从中学习知识，培养情思，更可能因此生出对爱情的渴望。另外，有的女子坐在亭榭中下棋，有的则在品评书画，颇似文人，这样的女子日后必定能与夫婿谈吐相称，成为闺中良伴。园林可谓是闺秀的成长课堂。

像名士一样雅集

明清时期，闺中女子热衷于结社雅集。这幅佚名者的《闺中雅绘图》中，闺秀们正在进行以“博古”为主题的高级雅集。她们围在桌前赏鉴古董，而侍女们正从各处携来卷轴、画册和各色器皿。赏鉴古董不仅是欣赏艺术的方式，而且是学习实物考据和历史知识的过程。商彝周鼎、秦铜汉玉、晋贴唐琴之类，最宜在清雅之园欣赏。以往这类活动多由文人担当主角。而闺秀们通过博古，不仅积累了知识，更由此进入了男性的精神世界。 

造园家中的“娘子军”

中国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诲，这常使人以为，朴实无华、谦恭贞静的有德之妇是古人择妻的首选。然而从古人留下的诗文看，丰神流动、韵致飘扬的才女，才是男性心仪的对象。清初的《女才子书》就是这样评论的：“守芬含美，贞静自持，行坐不离绣床，遇春曾无怨慕，女德也；然当花香月丽而不知游赏，形如木偶，踽踽凉凉，则失风流之韵。”可见男性理想的伴侣是“伦则夫妇，契兼朋友”，具有咏絮之才的佳丽，才是园居生活最称心的伴侣——而这样的女子，又恰需经过小时候的后花园培训，方能成就、担当。

当一名男子要将这样的女子迎娶回家时，经常会为此准备一个特别的居所。清初卫泳在《悦容编》中，描述了应当怎样为美人准备居所：“美人所居，如种花之槛、插枝之瓶。沉香亭北，百宝栏中，自是天葩故居。儒生塞士，纵无金屋以贮，亦须为美人营一靓妆地。或高楼，或曲房，或别馆村庄。清楚一室，屏去一切俗物。中置精雅器具，及与闺房相宜书画。室外须有曲栏纡径，名花掩映。如无隙地，盆盎景玩，断不可少。盖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解语索笑，情致两饶。”

藏娇未必要建金屋，却需要营造园林。这恐怕是当今再有钱的“土豪”也想不到的。而园中之景既要与美人相映，必定会更加的幽深细密、雅致精美。

因此通常情况下，女主人都要按自己的喜好、情趣，改造园林，园林的女性之美也因此更加浓郁。

清初刻书家石成金迎娶到一位才女，“女红之外，经文书算，无不精通”，他将庄园交给妻子打理，得意地夸赞她，“凡夏秋麦稻收支以及钱粮费纳，统掌无讹。予因得闲逸，怡然乐道。”原来男性优游林泉的闲适背后，是一位有品味的、精于持家的女性。

此外，迎娶一位才女还有着更为现实的考虑，孩子的早期教育通常由母亲承担，一位谙熟琴诗、精通棋画的女性可以给下一代更好的启蒙。她们在园中持家教子，补衣绣花，调酒斗草，甚至会像男性一样结社吟诗，雅集博古，给家庭生活增加雅趣。

这些理想的才女，往往从小就在园林中接受优雅的熏陶。她们从自家后园被迎娶过门以后，就会构思一座理想的夫妻之园。

清人沈复在《浮生六记》中，深情地追忆了妻子陈芸在园林设计上的奇才巧思。陈芸嫁入沈家后，与沈复携手游赏了许多名园。婚后不久，陈芸便期待建造一座夫妻之园。她盘算着只需十余亩地，两人便可在园中种菜钓鱼，沈复作画，自己绣花，足可维持诗酒之需。虽只是粗茶淡饭，但能与佳婿共对美景，已不啻神境仙居。

尽管一时没有经济实力造园，但两人经常一起切磋构景技艺。有次沈复得到一些黄石，计划在花盆中叠座小山，他手头只有白色油灰，为难地跟陈芸商量：若用油灰粘结黄石，黄白相间，凿痕毕露，如何是好？陈芸说，取些顽劣的黄石捣成粉末，趁着油灰尚湿糁入其中。等到干燥后，整座小山果然浑然一体。

陈芸心思的细密灵巧，是她发明的“活花屏”。花屏的作法明代已有，即用纤细的竹木编成屏架，其上攀附蔷薇、紫藤、木香等藤本花草，花开时芳香绚丽，深受女性喜爱。而陈芸设计的花屏每扇宽一尺余，高六七尺，插在两个砂盆中，盆内种植的花草盘绕攀援在屏上，只需两个人便可将其随意移动。每当盛夏酷暑逼人，“多编数屏，随意遮拦，恍如绿阴满窗，透风蔽日，纡回曲折，随时可更”，沈复如此赞叹。这样一来，一切藤本香草皆随地可用，真乃乡居之良法。

可惜陈芸早卒，终未能建成自己的花园。但她造园的梦想却萦绕在许多夫妻的心头。

清初的江宁闺秀姚淑就比陈芸幸运，她与名士李长祥相携隐居在常州桃园中。姚淑为自己设计了一座以书斋为主的院落，称为海棠居。李长祥《海棠居记》写道：“余内作一小斋，读书其中，名曰海棠居。妇女之性喜花，故虽以读书之居，仍名花也。”但当他走进海棠居，却发现其中只有松柏，没有海棠，便好奇地问为什么。姚淑笑着回答：“松柏像你，因此我种在屋前。至于海棠，自然就是我了。”以花自比，也是冰雪聪明了。

两人在园中以读书为乐，姚淑常苦读到深夜，读罢经史，又求夫君讲解周易。李长祥爱惜她的身体不肯讲，姚淑便负气而去不同他说话，私下自己偷偷读。古有王家少妇为贪斗草耽误了梳妆，李长祥则揶揄姚淑，“终朝书卷不梳头”。

看来才女的园林作品虽不免旖旎香艳，却也不乏清奇之气，因为她心中装着的不仅是自己，还有深爱着的丈夫。

夫妻之园在设计之初，往往还会以“双”为意境，比如苏州城东小新桥巷的耦园。它的主人是同治年间的安徽巡抚沈秉成，辞官后与妻子严永华在苏州城“携隐”。沈秉成是世家才子，严永华是才女画家，两人齐眉举案，诗词唱和，真可谓是“齐眉一室结咏情”。而为“夫妇携隐”营造出来的园林，从名字到布置更是情谊绵绵。名字的“耦”与“偶”谐音，园林的布置也处处扣着一个“偶”字。大的布局上，一东一西两园彼此呼应。西园开敞爽朗、以山为主，东园风光旖旎、引水构景，恰似一位端庄典雅、笑容温婉的少妇伴着一位长身玉立、温文尔雅的男子。园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是成双成对的出现，比如樨廊与筠廊、双照楼与听橹楼、吾爱亭与望月亭等。据说严永华每日都会在“吾爱亭”中弹琴，而吾爱亭的旁边，便是包含着无限挚爱的“听琴轩”，当年长坐此处听琴的，必是与女主人心意相通的沈秉成了。

爱情之园

这是明末清初无名画家的《玉兔牡丹图》，书生与美人共坐在花园中的曲栏一角。汉白玉曲栏背后牡丹朵朵盛放，大得有种超现实的感觉，传递出情色的信号。一旁茂盛的芭蕉树，愈发补足了情欲弥漫的夏夜氛围。书生随手翻起面前一本书，仿佛正在诵读。女子则坐在假山石上，以一手支颐，倚在装饰了流苏的琴上，仿佛在倾听情郎的吟诵。娇艳的牡丹、玲珑的假山和缀满流苏的琴，都是女性最好的衬托。然而他们的眼光都被面前的一幕吸引住了：一对雌兔雄兔趴在地上，体型较大的白色雄兔，正紧盯住较小的黑色雌兔。爱意就这样借助双兔含蓄地传递着。 

理想的“家园”

无论是造园、理园，还是居园、游园，其实都活跃着女性的身影。而充满女性气息的园林，也滋养着倦游返归的男性。在作为隐逸之所、静养之地的园林中，文人的雅集宴饮仍不免喧闹张扬，只有退入到家庭中，一个人才能卸下包装，得到真正的放松。唐代隐逸诗人王绩每次接对宾客，便感到昏昏欲睡，而在龙门庄园里，“老妻能劝酒，少子解弹琴”，与家人一起则感到恬然安适。杜甫的“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打动着无数中国人的心，那是源自人们内心深处，对天伦之乐的深深渴望。年轻的少年男女贪看美景，在他们眼中，赏心悦目的园林是一种艺术；只有等到成家立业后，拥有了自己的花园和家人，他们才会明白，园林是一种生活。

嘉庆年间享有盛名的文士画家汤贻汾在南京建成琴隐园，他并未依照惯例邀请名家墨客前来雅集，而是同妻子一起庆祝园林的落成。两人在日佳台摆好酒席，对坐畅饮，并请侍女演唱他写的《剑人缘》传奇佐欢。园内的风亭水榭、花池竹树都是两人斟酌切磋，商议而成，因此满园风光便是他们的爱情见证，汤贻汾不希望外人打搅，他所期待的是“读画弹琴且共卿”。后来有了子女，夫妻之爱中有了新内容——天伦之乐。汤贻汾常与儿子抢书看，夜晚则教导女儿弹琴。汤贻汾种了一大批芍药，“五十二本手自栽，一家笑口花前开”，让他最感幸福的不在于花数多少，而是有福气合家同赏。

随着子女逐渐长大，园中的青年夫妻步入了中年，两人仍会一起赏花饮酒，但这时他们更重要的身份，是为人父母。责任代替了游乐，成为新的主题，当初密迩无间的夫妻之园，也有了内外园之分。而如果两人育有女儿，母亲又会带着女儿，在后花园中接受优雅的熏陶。新一轮的女性塑造开始了。

就这样，在女性化的园林中，理想的中国女性，中国爱情和家庭，被一一成全。

（本文首发于《中华遗产》杂志   责任编辑：马赛屏）

 想的中国家园？看看这幅18世纪晚期的《三世同堂图》就知道。被池水环绕的一片开阔陆地上，两个儿子占据着画面中心，他们承担着家族的外部事务。往上越过荷池则是女性世界。池岸驳砌齐整，并护有精美的石栏，展现出女性空间的私密性。坐在水榭里的老夫人，是家族内部事务的管理者，媳妇和孙儿环绕身旁。画面最上方的老太爷和担着草药的仆从，好像刚从山里归来。老太爷仿佛已将家族责任卸下，可以悠游度日。三个不同的园林空间，把一家人的分工和地位精准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