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麦克斯维·珀金斯
1934年3月4日
亲爱的麦克斯：
再提一次今天早晨我在电话中所说的那点。希望你能去对那些排版的家伙们施加点压力，让他们不要任意改变我用了斜体的那些地方。如果我是随便地用印刷字体，弄到情况一些糟，那自然是要按照他们的意思改变了，可现在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在我想特别强调的地方，我就是要用斜体字，才不管1838年穆塞先生定的印刷准则（*）里说些什么。过去在这点上你一向相当宽容，让那些排版者按照我的意思办了，但这次的情况有些特殊，时间又紧，所以我有些担心，书排出来会象杂志上连载时犯一样的毛病，把我那些斜体呀什么的地方全都给去掉。你是否能帮忙提醒或者告戒一下，怎么都好，总之请他们完全按照我所想要的版式那样排。无论是谁在负责那边的排版校对，那人一定是很耐心才对。其他人我是不知道，在我，校到了第九稿时，我已是看到文稿就感到恶心想吐了。但，虽然如此，对斜体的那里我还是坚持要按我说的去办才行。
至于其他事情，我希望以下两点：（1）送去给那些评论者看的书稿不妨再等些时候，（2）我希望他们看到的就是最后书出来的样子，因每次重排一次，书给读者带来的感觉都会有很大的不同。麦克斯，你也知道，我是那种慢工出细活的人。有一回在和海明威聊天时，我们谈起过这个，记得那时我是跟他说，我就象只乌龟，而他则只野兔，当时评论界的看法并不是那样，可是我知道那才是真相。我所写出来的作品，都是在漫长的挣扎与不断地努力后才诞生的，而海明威，他则有份独到的天才，能够很快地完成一部卓绝的作品。那是我无法做到的。哦，是的，我也能当快手，当我写那些廉价的东西的时候，我还是挺有效率的。上回在修改那部电影剧本时，他们让我修改一下嘉宝的部分，我就改得很快。有可能我适合的是写那类不值钱的东西。可惜我却决定要做一个严肃的作者，于是，在这生涯的每一步，我都前进得艰辛异常。不管怎样吧，我现在和你提的这些，包括校对，对我而言都非常重要，你也可以把花在其上的人工记到我的帐号，我知道你为了能满足我的要求也很辛苦的。
我在电话中对你提过，我很高兴接到玛乔莉·劳林（Marjory Rawlin）的称赞，可惜她是把我笔下的人物归类到小人物中。全美其他各地的作者的回音也陆续回来了，有一些是电报，都是在说称赞和恭喜的话。
关于广告，我必须再重复一次，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对那些大吹大擂的东西感兴趣了，你要是还以为，能从那些书评人之类的知识分子对这书的评价入手，我劝你还是放弃那想法。对一本书的评价不是通过灌输能成功的，那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我也不认为将这书和《了不起的盖茨比》相提并论会提高它的销量，《了不起的盖茨比》，不管怎么说，是一本男性视角的书，而这本则更多是关于女性的。我想，若任由自然，它也会逐渐销出去的。
这封信看起来可能很是教条，真抱歉。好长一段时间来，我都生活在这本书里，和它之中的角色同呼吸，共命运，几乎要以为外边的世界是并不存在的，整个世界只剩下这本书中的人了。不管这话听起来有多虚假（上帝啊，我竟然也有对自己的书矫饰作态的一天），其实却是实情--那些角色是如此真实，他们的悲伤和欢乐，对我来说是几乎与现实等价的。
珊尔达的病情大有起色。到复活节，她甚至可能恢复到可以出席她自己的画展了，但这点还不能肯定。对了，你对把手稿放在橱窗里展示给人看的做法（**）如何想呢？我的直觉对这点无法给出肯定答复。你的看法呢？会不会看起来过于矫柔造作？
斯各特
（*）Frank.A.Munsey：穆塞，美国发行人
（**）第五大道597号斯科里伯纳书店中的展览台
致H·L·麦肯
1934年4月23日
亲爱的麦肯：
万分抱歉，只是看来我不得不触犯你最重要的行为准则的一条--打破与你的约定了--我必须得去纽约一趟，有人想把我的小说改变成电影，我要过去谈一下。
我知道你好容易把欠别人的回信都回完了，在这种时候似乎不该给你写信的，不过关于我的书，有些话我想告诉你。这本书中除了第一部分外，所有的地方都是故意写成现在这样子的。第一部分，尤其是浪漫的开场那里，确实过长，过于详细，原因在于那部分是许多年来慢慢写成的，而在那期间，写作的目的改变了好几次。但除了那部分，整本书可说没有一处不是恰如其分，正如我所表达的那样的，纵使我明天拿起笔重写，也不会写出不同的东西，不管我本人是否愿意在这里多添一些，在那里则减少一些等。这点是大多数评论家都没有意识到的（当然，他们在这本书中本也没有读出什么味道），他们评论总所说的“寡然无味”的结局，并非因写到最后，文笔有所下降，而是从最初，我就是想这么写的。
这种特别的技巧，是我和海明威一起研究出来，从根源上说可说有些借鉴了康拉德在给他自己的《黑鬼》写序言的笔法--这可说是我一生最大的信条之一，也就是我宁愿成为艺术家，而不愿做文字的工匠。我宁愿将作品在读者的灵魂下留下印记（尽管可能只不过是镍币那么大小的印记而已）不愿只做那种言不及物的畅销小说，尽管我也深知自己对家庭所背负着的责任，我必须要赚钱养活他们。若非如此，我宁愿象兰波（*）那样，做一个无名的作者，只要能在内心深处确知，想要表达出的东西在作品中已经达到--这并不是在故做姿态，只是一旦在艺术中找到那种无上的乐趣，世间便没有什么，是比创作本身所带来的强烈体验更重要的。
再次表示非常的抱歉，因为上面提到的行程，我可能无法及时赶回听你讲述你在非洲的历险了，本来还想把我们各自在那里的经验比较一下呢。请代我向你的妻子萨拉问好，她是我心目中永远美丽的维纳斯。
你的，
斯各特
致珊尔达·菲茨杰拉德
1934年4月26日
抱歉，这封信口述而非亲笔写就，但亲爱的，若你能看到我桌上混乱的样子，上面堆满了的各色物品，想来你必能谅解这点。
你可能正经历着自己是失败者的低潮，但必须克服那种感觉。你没有任何理由那样去想。之前你从非个性阴郁的人，正相反，你聪明，性格活跃，对生活态度积极。我的意思说和你的兄弟姊妹不同，你没有天生的悲观看法。你和我，我们两人，是曾经幸福的，而未来竟然有光明的可行，只要你能打起精神，想着光明的未来。外界的世界，政局，所有那些，确实并不太好，而它确实直接影响每个人的情绪，也确实会让你受到影响，但是请努力将自己的精神从那些不良影响下脱离--若有必要，不妨自己想象一种不同现实的局面。
再说一次，我不希望你太过关注我现在写的那本书。太过阴郁了，以至许多书评人看过许久之后还会觉得情绪低落。我真的不希望你再回去读那种东西。那是过去一段生活的写照，谢天谢地，已成为过去。我们现在正在走上坡路，虽然不确定这条路即将把我们带到什么方向。
在我看来，你不该有什么理由陷入情绪低潮才对。你的画展很成功，身体状况也大有好转--这是医生说的--要说该感到心情低沉，那也应该是我，因我现在无法和你生活在一起，没有可能听见你的声音，你那特别亲密的语调。
我们曾经幸福，不止一次，我们曾千万次感到幸福。而现在，很有可能的，这即将到来的千万人的春天，它也属于我们。这种希望是很有可能实在的，因现在，如之前一样，我可将大多数带大当代作者的作品观点，掌握在手中。在我手心，那些观点液体化，形成小小的湖面，而你则是翱翔在上面的，唯一的天鹅。美丽的天鹅啊，请飞得轻柔一些，因为你是天鹅，因为造物主赋予了你那样优美修长的颈项，因为当你撞上什么人造的桥梁，弄伤了那美丽的颈项，也可痊愈，你可继续飞翔。忘掉过去，忘掉过去的不愉快，飞回到我的身边，回到你永远的小窝和天堂，尽管这里过去也曾被怒火燃烧殆尽，却是你永远的港湾--转过航路，请回到这里吧。
虽然听起来只是庸俗的比喻，却是实在的真情。我想要你回来。一想到过去我总感到不幸。我们一起度过的岁月，还有最后的分离，对那些情景的回忆缠绕着我所住的地方。最初的美好回忆，新婚的前几年，还有两年前我们在蒙哥马力一起度过的年月，那是我永远的回忆，现在只是重新提起，感觉就象又回到了过去，也许你听我谈到这些时也能感到，过去种种是如何历历在目，我爱你，亲爱的，亲爱的。
P.s：我是否告诉过你，阿黛拉·拉维特来过，还带来了照片，路易·珀金斯，还有圣保罗的汤米·丹尼尔也来过？我来看看给迪克·梅尔斯免费弄一张。
致梅尔白·卢涵女士（*）
1934年5月10日：
卢涵女士敬启：
收到贵涵，万分感谢，也看到了您给《论坛报》所写的信笺。（*）每回我认识到新的朋友，总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因我经常将我生活的这个狭窄空间作为完全自闭的世界，尽管也知道那不是全部。身为一个作者，有时会有选择自己所居环境的任性。当您的名字，对我来说不过是外边严酷环境中的陌生人，而您竟然因我的书产生想要与我交流的想法，这种情况让我深切体会到，什么是康拉德笔下的那种“无数人心间的孤独寂寞”，有时这给人一种很好的感觉，而您的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到来。自我进入此行，被与荷马和哈罗德·贝尔那样的名人相提并论了十五年，逐渐形成种认知，即所谓评论家，是那种不停出口泡沫般言语的轻浮人，他们经常将作者最优秀的作品误认为最差劲的，又把最差劲的当做最好的奉为圭皋，最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数人都不过是骑墙的懦夫，是按照自己所写的水平去评判他人的私刑执行者。但是，我虽如此认为，每次出一本新书，也会有两到三个之前没有打过交道的人，他们从我的作品中看出我想表达的东西，能够欣赏它，并看出我所想表达的那些，在书中切实表达出了多少。这本书出版之后，您给我的回应与评价，对我来说是意味最深长的，甚至将我这本书认定是完全表达出我一开始想表达所有的评论家，吉贝尔·塞尔德斯，连他对我作品的评价都未能带来如您的赞赏给我带来的这种感动。
再次非常感谢您，拨冗对我的这本书给予评价，这评价让我能对自己重新充满信心，而不至于草率动笔去写新的东西--再次多谢您所做的一切，若有可能，希望能有见面机会。
谨致敬意
斯各特
P.s 万分抱歉这封信是由我口述，他人代笔，因我的手腕扭了。
（*）梅尔白·卢涵是富有的女赞助人。
致：厄内斯特·海明威
1934年6月1日
亲爱的海明威“
你的信来的真是时候。真庆幸没发走先前那封给你写的回信。你的信除了我对你的误会，你的坦率是与过去一样让人着迷的，现在我终于可以心无芥蒂地给你回信。
下面的话，看起来可能有些太过自信了，我想说的，和你自己也已认识到的是一样的，就是你在世界书馆（Cosmopolitan）的那个故事，应该是能给他们些压力的。在他们那里再受欢迎的故事得到的报酬也只和其他故事一般，我也早想就此对他们提出意见了。另外，请容我说，虽然一般来说很钦佩你用抽象词汇做文章标题的本事，可是这次的这个标题可真不怎么着。
下面则是要和你讨论些基本的技术问题了。我本想给你写封信，因多斯（*）顺道过来拜访，谈话中提及他遇到你时你提到了我的书，并把我们有一次在诺利大道的那家小咖啡馆里说的话复述了一下，你还记得吧，就是关于混合创造人物的那次。我倒不是故意和你唱反调，只是觉得你证明你论点的例子用得不太适当。象说什么本尼用他自己的父亲来做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原形啦，或者我的书。因为我这本书里面涉及到的事情是你当时放弃了的。在你举的这两个例子中，你如何能确认自己确实是维持着一定的疏离感呢？若是你从未遇到过故事的那些原形，你的观点也许会让人更容易相信些。
将这个论点继续发挥一下，应该用什么来做分界，去判断什么是将事件，因果给逻辑地混合起来，而哪里又是单纯想象的开始呢？当然，很可能你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你可能只是在针对人头脑中的创造力那一部分下了结论，而没有考虑陌生人，也就是读者，在接受时候的心理。纵使这样，我也无法完全接受你的说法，尤其是你用这点来作为《夜色温柔》的失败这点。想想文艺复兴时代的作者，还有伊丽莎白时期的那些戏剧家。前者必须将科学、神学，所有那些，按照圣经的故事来体现，而后者，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则要把他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体验套到过去的遍年史和故事中。你得承认，在他们的例子中，只用有限的材料来建造伟大的纪念碑，这点他们是做成功了。你可以说我没有能力把我想做到的事情完成，但不能因此否则它成功的可能性，并得出没有人能成功的结论。我坚持要把这点说清楚也是为你着想，因你若一直认为这一条路不可行，对你自己来说也是一种限制。总结起来，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就是，你无法说混合创作人物在我的书里行不通，只能说这在你看来是种失败。
举另一个例子，关于萨拉和杰拉德。我不知道一直以来你是怎么看我和他们的关系的，但从你偶尔透露出来的片言只语，象“杰拉德把你抛弃了”之类的，我想你对我们的关系如何开始根本一无所知，你所认为的事实和现实正好相反。
我对你艺术方面的尊敬，是众所周知的，除了若干死者，和几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之外，你是唯一一个我所倾慕的美国作家。你的一些作品和段落，我曾一读再读--实情是，有一年半的时间内，我必须限制自己不去看你写的东西，否则我就会被你的作品带入你的节奏。你的作品对我的影响就是这么大。在《夜色温柔》中你大概能看出一些属于你的句势，而那已是我竭力避免后还无法控制的事情了。（顺便一说，上次那个关于威斯康辛洲水手的故事，直到我把我自己的版本写完前，不敢看你的版本，生怕会受你的影响）
回到主题，第二个可能你也感兴趣的技法，是从你，康拉德，还有写了那本《狐狸女人》的戴维·加纳德的几行字中得到灵感的。最初的起源是从康拉德写给《黑鬼》的序中得到，就是那些说到一部作品的意义是它可在读者的意识中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效果，而这种后遗症是和其他的文字形式，比如演讲或哲学所留下的思辩或沉思的状态不同的。这是导致了我有后来想法的最初启蒙，而后来你在《永别了，武器》的结尾，曾努力想要解决一些问题，那方法也被我借鉴。我还记得当时你的第一个版本--或者说我所看到的第一个版本中--最后大致总括了下书中角色日后的命运，诸如“牧师成为生活在法西斯制度下的牧师”，等等。不知你是否记得，当时我建议你应该将这处补完，你却拒绝说好的小说应该是把读者带到某种情绪的低潮，然后将他留在那里的。对这种做法你并没有给出说服或解释，却成功说服了我。我所借鉴的第三处来源是之前和你提到的加纳德的突然结尾的方法，在《夜色温柔》中，我尽可能不太过分地模仿了他，在最后几页告诉读者，不管如何，这也不过是个无心的事件，宁肯让他们只想把我这个作者揍一顿，也不想让故事的结果动摇他的神经，让他在半夜也无法入睡。
再次多谢你的来信，对你和你身边的人致以最好的问候（对了，你是从哪里得出那种结论，说我不喜欢宝莲的？这一生中要说有对某人感觉很冷淡，应该是上次我们一起遇到过的阿达·麦克里了。可是就算那样，我也只不过是不太喜欢他而已。我从未有过对他人“憎恨”的情感。何况，我那稍纵即逝的对他人的灰暗态度，已经过去了。以弗洛伊德的说法，那是来自自卑情结，而若以圣经上的说法，则是耶酥的“让那些没有罪恶的人--”等等，等等的态度。那时我们就是那样的。
现在我给别人写信只收5000块了，请把支票寄给纽约考立克事务所吧。
你永远的朋友，
斯各特
致：麦克斯韦·珀金斯
1934年10月8日
就我在星期二晚间给你发的电报的进一步指示：首先，我把第三个故事给你发过去了。让我担心的是，校对员对这篇可能得多花些心思，因为上个故事的结尾和下个故事的开端都是在同一个长条校样上，他可能得把一半给切下来，却保证另一半不被损伤--这是因故事并非按照预定排书的次序发过去的缘故。我知道这是项很累人的活，而增加的工作量完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是我仍坚持，故事必须按照我定的顺序登载，否则就好象是一个小说的章节排成了1，7，2，5，3，6，这样的奇怪顺序一样。我知道这工作是很烦人的，建议校对员在上午，头脑清醒的情况下干这个工作。
我犯的错，是不该以为到秋天就能把整部作品写完，我本来应该知道，因为《温柔的夜色》之后我欠下的1万2千元前，是需要整个夏天再加上大半个秋天才能想办法用文稿来还完债的。我本来的计划是在白天做正常工作，然后利用晚上时间，每个晚上写一个故事，但实际工作起来，白天的工作太过劳神，好容易把白天的事情处理完后我总是很疲倦，以至本来用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的故事也往往要拖到两个钟头，最后弄到万般疲倦地拖着身体上床，到第二天早晨因前晚无法入睡而没有精神，只能干些口述信笺以及签支票之类的事情。每天都直到下午四点左右才恢复了创造力。会这样的原因也有一部分是因为身体不好。象我现在的这种工作强度，在十年或五年前是肯定可以不当一回事的，但现在却觉得是过于压迫神经了。
我大约已完成了6个左右的故事，但这回我打算等到最后结篇的时候再一起发过去了，免得象这次一样到最后反而增加了工作量。要是回想起来，造成这次事情的起因是我有一次把两篇在书里应该是不相连的故事一起给你发了过去。若在书里我先去讲一个少年16岁的故事，然后翻过了60页却又是这个少年在13岁时发生的事情，读者也会被弄得混乱吧。这是我一直以来尽量避免的事情。
如你所见，我将《新叶》那一篇给撤下了，换上了《她的最后一例》。你还没告诉我是否读了新篇，且是否喜欢它。
我知道你最近有种感觉，就是我又开始无所事事了。实情并非如此。之前我曾喝下太多酒精，那使得我的思考变慢了。但另一方面，若不喝点什么我不能确定这次是否能支持下来。在日常的工作中，从3月初左右我接到新书的最后校对版，之后8个月，我给邮报写了3篇小说，后来的一篇则被他们拒了。我给《红书》（Redbook）写了两个半故事，同时重写了珊尔达给《乡绅》的3篇文章，因为缺钱的缘故还给他们写了一篇原创短篇，和他人合写了1万字的《夜色温柔》的评论，这篇后来没能刊登，给嘉西亚·艾伦写了篇8千字的小说，这篇也没登，还写开始了5个新小说的开头，每篇1千到5千字，可惜也作了费。另外我给当代书馆的新版《了不起的盖茨比》重新写了序，那篇写得不输我状态最佳的那些年所写的文字。我现在平均起来每月能写出一篇小说，或两篇文章。夏季我没有度假，只去了弗吉尼亚三四次，还都是住了一夜就回来了的。另外因为工作上的事去了两次纽约，每次花了4到5天。当然我不能用这个原因来解释我没能挣到更多的钱，因为周围环境越是艰苦，人越是要努力工作才行，但你知我的情况是，如果太过拼命工作，很可能导致旧病复发，住进医院。我现在能说的只是我会尽量在每完成一项工作后立即写两到三篇这系列的故事，现在我每十天给《红书》交一篇系列小说，这样我大约能在100天左右的时间内把十个故事写完，到2月中把所有稿子结清。如果一切顺利有望提前一月。
非常感谢你给亨利·詹姆斯出了那本《小说的艺术》，我觉得那本书写得非常棒，尽管和《在海上》那本一样让人很难读懂。
伦敦新闻界对我的书的评价并不太高，但是《泰晤士》的评价不错，《每日电讯》里有G·B·斯滕（G.B.Stern）做的一篇很不错的评论，而《曼切斯特先锋报》还有《观察者》（The Spectator）上也做了不错的评价。我想这几份是英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了，而在上面都给了我一个专栏。有一封信告诉我说在英国还没卖出1000本呢。
我希望你能尽快来这里，一想到你的表亲伊丽莎到冬天就得一个人住在她的房子中就觉得让人哀伤。上次我见到她时她表情很平静，但她那种平静是我见到就会觉得心情郁闷的。希望你已经把目录的复写本给发出去了。
以上，
斯各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