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日

 

过去的一年是平静的一年。

 

葬礼，无数的葬礼，高贵的、卑贱的、极尽哀荣的、默默无闻的……所有这些葬礼刚刚结束，悼念的钟声还在空气中残留着震荡，人们已经开始跳舞。

不仅仅是跳舞，还要工作、学习、恋爱、结婚、举行庆典、寻欢作乐……这就是民众，被争取、被利用、被牺牲、被保护的民众。他们就像是泥土，怎样践踏也不会被玷污，渗透多少鲜血也能开出鲜花的泥土。看着他们，你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无论是怎样的动荡纷争，多少枉送的天才的性命、英雄的血，都是值得的。所有的人都将死去，只有他们永远活着。

 

然而我是没有资格发这样的感慨的，我活着，好好地活着，就像现在，宇宙历803年1月1日的早晨，我坐在书桌前，新鲜的阳光照着窗外的积雪，一枝枞树斜掠而过，树上的积雪每融化一滴，它就轻轻擦一下玻璃，这是这个早晨我接到的唯一的问候。

还有父亲留给我的最可宝贵的遗产——书斋里的人生。

 

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间书房里写作了。

 

去年的这个时候，父亲去世，肃穆地震动了历史学界，但在这个世上所引起的反响，不会比一片落叶更大。遵照父亲的遗嘱，我把父亲全部藏书、手稿和遗产捐献给当时还在筹建的王立大图书馆。

所以，帝国决定用父亲的名字为图书馆命名，路得维克·冯·玛德兰纳大图书馆。

 

已经过去一年了，还没有写下一行纪念文字。父亲说过，研究历史的人是不会轻易为人作纪念文章的，因为太明白个人的渺小和微不足道。可是尽管如此，父亲、我，以及所有像我们一样的人，还是日复一日地写着，直到生命的尽头。

也许，继续地、不停地写着，就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无论写的是什么，只要是用心在写，就是真挚的纪念文字。

 

去年参与了一项工作，草拟帝国的法定纪念日。

出我意料的工作。事实上，和父亲一样，我25年的人生都是在书房中度过，所有值得纪念的人我都不认识，所有值得纪念的事我都不曾参与，我一直没有接触过那刚刚结束的时代，也一直没有被真正感动过。

也许这就是我参与其中的原因，能够冷静而疏离地审视那个时代的人和事。又或者只是因为父亲的缘故。

 

但是，像这样的回顾真的能够做到冷静和疏离吗？父亲曾经说过，物化的纪念只能提示空虚和缺失，真正的纪念在人们内心。

 

我不敢说我的每一种取舍和感慨都是发自内心，但我发自内心地感谢那些日子，那些用作纪念的日子，它们平复了我一度极不稳定的精神，让我了解到纪念的真谛，甚至，为我带来了幸福。

 

我纪念那每一天。

 

2月20日，统一纪念日。

 

今天是“冬蔷薇园敕令”颁布之日。

 

大图书馆的一角，修建了一座冬蔷薇园，完全仿照海尼森被烧毁的那一座。

 

我书桌旁的窗户正对着蔷薇园，黄昏时，毕典菲尔特元帅独自前来，在细雪中默默地坐了两到三个钟头。

来访的梅克林格元帅，远远地看着，说：“他在遗憾当初没有救出的那些艺术品吗？”

 

说着这样的笑话的元帅，神情却是不自觉地落寞。历史会记下自由行星同盟的消亡和帝国的统一，会记下冬蔷薇园敕令的内容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文告；然而记不下那犹如“蔷薇之王”的绝世的身影在夕阳中何等光华灿烂，也记不下那时园中五万将士的欢呼和感动。只有冬蔷薇花，无论是在海尼森还是在费沙，无论是有人还是无人，自顾开着，落着。

“这样脆弱的东西，却不会灭亡；那样坚不可摧的美与光辉，反而是容易消失的。”梅克林格元帅发着漫无目的的感慨，“我的记事簿上，今天是‘冬蔷薇园纪念日’。”

 

然而历史的情感到不了这样细微的地方，这样的印记只能存在于人心，人不在时，就都消失了，即使记录下来也还是消失了。这是思想、文字和语言都无可奈何的事情。

 

6月1日，杨威利纪念日。

 

这一天真的能够成为纪念日吗？

 

在帝国的历史上，杨威利是一个不可抹煞的存在。然而长期以来，他带给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的，是深深的困惑。或者说，某一方面的印象太过强烈，以至于无法在整体上进行把握，而又不能准确地说出，这“某一方面”究竟是什么。

 

一位同行这样说，战争和战术是没有纪念意义的，制度和政体也是如此，那么，从那名为“杨威利”的存在中抽除“用兵天才”和“对民主的忠诚”，还有什么？

 

思想者。

 

前往海尼森的途中，我在看一套新出版的《杨威利文集》（题为“文集”是文化商人的噱头，不过尽管编纂粗糙，书中确实有许多极具价值的原始材料），越来越感觉到一个作为思想者的杨威利。存在了三百年的自由行星同盟必有其存在的价值，而当这三百年要总结自己的价值时，就诞生了杨威利，像他这样的人是注定要为时代负重的，他等于是把一个时代的全部重任，放入了自己的胸怀。

 

如果他有这样的自觉，他是一个伟人；如果没有，他就是一个圣人。

 

原打算赶往海尼森参加悼念杨提督的活动，可是因故推迟了行期。6月1日这一天我是在船上度过的。

 

到达海尼森后，拜访了杨提督夫人——菲列特利加·G·杨。并向杨提督的陵墓献了花。

 

刚刚结束的悼念活动，在墓前留下了数以千万计的花束。

我留意看了花束上附带的献辞，那大概是我看到过的最感人的一些文字。

 

“即使自由只是一种梦想，”一束纯白的天堂鸟这样说，“也是一种失去它人类就无法生存的梦想。”

一束淡紫色的槿兰这样说：“就算您去世了一千年，您也在我们前面。”

还有，“为真理而死，难；为真理而生，更难。”

“那样真挚高尚的一代信徒已经死去，他们会缅怀自己的不幸，却没有怨恨。”

“沉重的悲哀、浑沌的骄傲、英勇的努力，为了重新缔造一个世界、一种道德、一种信仰而感到的沮丧，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历史。”

……

仿佛无数的声音，在看不见的导师面前，无声地表达着，也许不无误读和和曲解，却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声音。我觉得，人们在这里哀悼的，不仅仅是那个被称作“奇迹”和“魔术”的人，也是已经消亡的自由行星同盟。

 

不知为何，我却想起了杨提督夫人。

我觉得，杨夫人本人，也许更希望杨提督有的是一座小小的普通的墓园，可以让她随时坐在他身边回忆和诉说，但是她不能。

 

据说，在巴拉特自治政府机构中，杨提督的画像与亚雷．海尼森的画像并列，我相信这不符合杨提督的意思，甚至不是杨夫人的真正意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义务”，正如希尔德陛下力排众议，甚至违背了莱因哈特陛下本人的遗愿，将陛下安葬在首都费沙，并修建了宏伟壮丽的皇陵。希尔德陛下说，“作为开国的君主，是有义务成为神的。”

 

由此我又想起希尔德陛下，修长优雅的身影映在落地的玻璃窗上，已经留长的金发庄严地盘在头顶，那不是人们熟悉的希尔德陛下，但往后人们必定要熟悉这样的希尔德陛下，站在整个银河系最高处的非凡的女性。

每一个人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莱因哈特陛下去世后，有一种内在的东西正从希尔德陛下身上焕发出来，虽然她初为人母的温柔和圆融已经被执政者的冷峻内敛所代替，但其中仍洋溢着女性的温暖、睿智和明察，以及一种柔韧的力量，仿佛无声的火。

 

不同于希尔德陛下，杨夫人尽管看上去那样坚强、开朗和充满活力，我仍感到在她里面有些东西已经被摧毁了，或者说随着杨提督而去了。她的火已经熄了。回想起杨夫人明媚安详的笑容，我却觉得其中有一层寂寞的隐约的阴影。

 

恍然一惊，收回开始零乱的思绪，我在包花的玻璃纸上匆匆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有史以来，思想者永远是少数，也永远不会真正幸福，但如果没有他们，人类也许会显得更渺小，更不幸。”

 

突如其来的感想，没有来得及推敲，就这样裹着一束亚得里亚石葵，放在杨提督墓前。

 

父亲有一次谈到过自由行星同盟，他说，只有站在民主的立场上，才有资格批评民主。

同样，只有站在民主的立场上，才有资格评论杨威利这个人。

 

不，我并不想评论杨提督或民主制度，我只是想和他谈一谈，不知为什么非常想和他好好地交换一下意见，就像古代那些思想者一样，为争论而争论，为思考而思考。海尼森国宾馆内绿树成荫，我有些不成体统地躺在树下一条长凳上，恍惚记得在某本传记中看到杨提督也常常这样做。正在这时，看见一张年轻英俊的脸，俯看着我。

 

一个海尼森纪念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不知怎么，和我聊起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开明专制和民主政治的优劣。我并不喜欢争论，真正的观点和理念是不会强加于人，也不可能被人强加的。但这年轻的学生却激动起来，

 

“可是，杨提督说过，权利的过于集中必然导致掌权者的腐败堕落，这样的变化只有早晚之分，绝无不来之理。所以，我们不把权力和希望交给像莱因哈特大帝这样几个世纪才出现一个的天才，而是由凡人集团不断地借着试行错误去寻找更好的办法，产生更好的结果。这是一条由亚雷．海尼森选择，而杨提督接过火炬的长征。”

 

我惊讶于这孩子的思考深度，但是，我说：“掌权者的腐化堕落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而道德应该是避免用来作历史评论及执政标准的。无论是国家的兴衰成败，还是制度的相互替代，都有更深层的技术上的原因，当时看来再不合理的事情，放宽历史的眼界，拉扯上前因后果，总还是必然的。”

 

“那么，不要道德评价了吗？”

 

“当然不是，”我笑起来——好锐利的孩子，“但是道德不能解释历史。道德是另一种事情，在某种意义上，道德是专断的，是最高权威，一旦把某件事用道德来判断了，则对这件事的讨论应该就此打住，因为道德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的地方，您说再不合理的事情也是必然的。可是，杨提督说过，如果在银河联邦的末期，人们没有对政治厌倦；如果人们注意到，给予一个人无限的权威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人类应该可以用较少的牺牲和负担，更早实现比较中庸调和的政治体制，避免500年歪曲的岁月和几千亿人的不幸。”

 

“海尼森的年轻人，都像你这样言必称杨提督吗？”

他的脸红了，“啊，不，实际上，我……”

 

我便认真地说出我的想法，“我觉得，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应该检讨已发生的事件的前因后果，而不能轻易地说出‘如果’这样的词，更不能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可能有其他的发展，甚至产生理想的结果。从技术的角度看，当时的银河联邦，根本不可能对整个银河系进行有效的管理，更谈不上保障和纪律，事实和环境都需要一个大独裁者，鲁道夫大帝只是适逢其会。”

 

未来的历史学家变了脸色，完全投入了争论的角色中，“这么说是不负责的，剥夺了一般人的政治权利，杨提督说过，侵害人民的权利只在人民本身，当人民把政权交给鲁道夫之流的人时，责任确实在他们，他们责无旁贷……”

 

他的话不无道理，但我不能同意，“即使我们承认专制的产生是人民的选择——虽然我并不承认这一点——也不能说那是人民的责任，否则，民主就会陷入一个悖论：民主强制要求人民不能选择专制，这本身就是一种专制。”

 

他语塞，沉思着，慢慢地说：“我觉得哪里不对，可是说不出来，有点像诡辩。”

我笑：“的确，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不能很好地解释。”

 

他并没有笑，漂亮的深褐色的眼睛抬起来，看着某个地方，说：“对于你们帝国的学者，这也许只是理论上的问题，而我们，”一刹那，他的神色看起来那么肃穆，“而我们，却是和生命一样重要的信念。如果民主制度注定要灭亡，我宁可和它一起去死。”

 

一刹那，从这年轻人的眼睛里，我仿佛看见一个影子，传说中的年轻的黑发提督，安静而智慧的脸——正是这突然浮现的形象，使我恍然认出了那和我交谈的年轻学生——尤里安·敏兹司令，杨提督的继承人。

 

我们作了正式的自我介绍，握手。敏兹司令显得很不好意思，“我一开始就认出了您，事实上，杨提督很敬仰令尊的学术造诣，他曾经说过——”看我忍俊不禁的表情，“言必称杨提督”的他也笑起来，“杨提督曾说，帝国的历史学界，真正做到客观严谨的，只有路德维克．冯．玛德兰纳伯爵一人。”

 

听说杨提督提到父亲的名字，不期然地，我觉得百感交集。如果那些关于杨提督的记载不错，父亲那样的人生，应该正是杨提督羡慕而不得的人生，然而较之杨提督的经历和功绩，那又究竟算不算有意义的人生。

 

按照父亲的标准，如果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杨提督无疑是不合格的，父亲最为推崇古代一位已经无法考证姓名的历史学家，传说他曾作为将领攻打某城，数次无功而返，深以为恨。然而此人日后作史，提及此事，叙述周详准确，读者竟丝毫看不出他倾向哪一方。

“这种客观严谨，才是万世治史人的楷模。”父亲这样感慨。

我也曾这样以为。

 

所以当我阅读《杨威利文集》时，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他对历史的评价和观点里，个性化、情绪化的痕迹处处可见，根本谈不上客观和严谨，明显地在为民主和自由主义辩护。但我又几乎是直觉地明白，这是一部天才的杰作，它的生命力将远远超过父亲那些客观严谨、无懈可击的作品。

 

也许，“历史”这门学科并不喜欢客观地研究它的人。在历史中，真正得以保存的是主观性、个人意志和强烈的个性。一个真正的历史学者，只有当他的人格成功地撼动或折射他周围的世界时，只有当他现实地为历史增加了什么时，他才会拥有读者、思考者和理解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提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所以，我对敏兹司令说：“我们只是过眼云烟，杨提督才会永垂不朽。”

 

6月20日，洁茜卡·爱德华纪念日。

 

纪念797年6月20日广场大屠杀中遇难的洁茜卡·爱德华女士。

 

长时间以来，围绕着她，自由行星同盟似乎可以分为两方，真诚缅怀的一方和刻意漠视的一方。

刻意漠视的一方占据绝对的优势，操纵着媒体和国家机器，极力要抹煞洁茜卡．爱德华这个人及其事迹；真诚缅怀的一方只有真诚的缅怀，几段录影、一支歌、流血的回忆和爱好和平的心。

当一切公开的声音都沉默的时候，民众只是默默地怀念；

当刻意的漠视笼罩一切的时候，民众只是固执地怀念；

而当充满敌意的一方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民众仍然满怀深情地怀念着。

 

我参加了海尼森的悼念活动，参加者超过35万，不亚于20天前对杨威利提督的悼念，其中还有帝国各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包括希尔德陛下的代表梅克林格元帅。

 

但整个活动是简单而安静的，没有巨大的画像或标语。发给每一位参加者一个小小的别在胸口的纪念章，一截短短的蜡烛。纪念章上的爱德华女士微笑着，眼神清澈而坚定，给我的感觉更像一位由于未婚夫不幸战死，而为天下的战士请命的忠贞的少女。

 

当35万支蜡烛随着一起点燃，有“海尼森上空的夜莺”之称的女歌手，唱起一支由爱德华女士作曲的歌——

 

“如果你回到我的故乡，

请去看望我心爱的姑娘，

告诉她这个不幸的消息，

我不能再回到她的身旁……”

 

一刹那，我几乎可以栩栩如生地感觉到那已经逝去的存在，就环绕在我们周围那坚贞的微笑，清澈明亮的眼神，栩栩如生。

 

报道797年屠杀事件而致残的著名记者安东尼奥·特雷斯再一次讲述了事件的过程；敏兹司令回忆了杨提督得知这一惨剧时的震惊和悲痛。梅克林格元帅的发言也很精彩，显然他被深深地感动了；同时，据我的观察，他的“艺术家提督”的风度，也感动了海尼森的女性们。

 

最后，菲列特利加·G·杨夫人柔和而有磁性的声音响起来，“我曾经跌进悲痛的深渊，曾经失去继续前进的勇气。这时，我想到了她，她的遭遇、选择和遇难，我想要紧紧地拥抱她，就像拥抱所有我爱的人，并告诉她，我们，一起来努力。”纪念活动安静地达到了高潮。

 

同一天，巴拉特星系的其他地方，也举行了相应的悼念活动。

 

6月22日，国庆日。

 

新帝国成立的日子。

 

在海尼森庆祝这个日子，很有意思，符合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的兴趣。

 

没有参加梅克林格元帅在国宾馆举行的庆祝活动，而去参加了海尼森纪念大学历史学会的一个小规模的研讨，意外地发现敏兹司令也到场。他笑着说自己的确在海尼森纪念大学历史系“旁听”。

 

801年6月20日，莱因哈特陛下曾召见敏兹司令，并进行了30分钟的会谈。我试图了解会谈的内容，敏兹司令没有透露，却回忆说，当时莱因哈特陛下正在人生的顶点并直面死亡，但他对待二者的态度是“视如不见”（我确定他用的是这个词）。

还有，会谈结束后，敏兹司令离开时，回头看了一眼黄金狮子之旗，觉得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竟显得如此寂寞，像是虚掷沙漠的阳光与热血”。

看来敏兹司令有希望向梅克林格元帅的方向努力，成为提督兼散文诗人。

 

研讨的题目是“罗严克拉姆王朝成立在历史上的意义及其对人类现状与将来的影响”，冗长、空洞而不得要领，我想还不如去和梅克林格元帅跳舞。

 

但是发言情况还不错，有年轻学者提出，“6月22日”的意义不在于罗严克拉姆王朝的成立，而在于高登巴姆王朝的灭亡；换言之，莱因哈特大帝的功勋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专制制度”，而在于结束了以往的暴政。

 

对此，我表示了以下意见。

 

我认为，仅以“结束高登巴姆王朝”来涵盖罗严克拉姆王朝成立的意义是不全面和不确切的，二者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递代关系。至于把着眼点放在“暴政的终结”上，则是以道德判断代替历史分析。

高登巴姆王朝的灭亡不是单纯道德问题，还涉及更深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是，可以说，对新兴的罗严克拉姆王朝，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破”，而是“立”；“6月22日”的意义不在于它结束了什么，而在于它开启了什么。

 

敏兹司令对我说，“这就是杨提督希望我对莱因哈特陛下和希尔德陛下说的。”

 

我突然对这太年轻的孩子起了一种夹杂着怜惜和妒忌的感情——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我无法不妒忌他。他已经从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角度观察了那个时代，思考着那段历史，那么，也一定会以他的方式来影响以后的历史。

 

晚上，坐在街头一家咖啡店里整理笔记，对面墙上的壁式TV正在转播费沙的庆祝活动，邻座一群少女目不转睛地看着，每当出现莱因哈特陛下的形象时，她们就欢呼起来，那么单纯天真的喜欢和仰慕，每个人都微笑着看着她们，没有人会联想到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她们就是在为那风华绝代的少年君王欢呼。我忽然觉得她们才是把握着历史真谛的人，我们的研讨则实在有点蠢。

 

又听见一个小男孩说：“如果我们也庆祝就好了，明天就可以不用上学了。”

我不觉笑出来，也许，所有的纪念日，到最后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不用上学的日子，不过，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

 

7月26日，莱因哈特纪念日。

 

梅克林格元帅那部著名的实录著作《银河的群星闪耀时》结束于这样一句话——

“……于是，贝尔塞底就成为了圣墓。”

 

一年前的此日，准确地说是此夜，宇宙历801年7月26日23时29分，莱因哈特大帝辞世。

随即结束的是一个时代。

 

回首那个时代，我常常会涌起一种不是历史学者所应有的感慨，半是惊叹，半是迷惑。那个时代是热情的，又是残忍的；是年轻的、又是伟大的；是功绩卓越的，又是非理性的，甚至具有一种人格化的个性和精神，仿佛真的有所谓的“时代之神”。

 

而那时代之神是不可捉摸的。

 

它喜欢年轻人，那个时代是年轻人的时代，从僵死的旧日破壳而出，用光芒四射的长剑随心所欲地重新勾画宇宙间的一切疆界，有形的和无形的；无数崭新的星辰从不同的地平线上同时升起，一切卓越的品质被慷慨地赋予了年轻的一代，他们几乎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登临了人生的顶峰，到达了过去几个世纪人们不敢想象的高度。然而——

 

然而时代之神又是无情的，他慷慨的赋予只是为了迅速地收获。命运从来没有做过如此肆无忌惮的摧残工作，年轻壮丽的血从没有这样可怕地冲刷着祭坛。所有的人，所有在那个时代倒下的功勋卓著的人们，他们的死因各不相同，但都过早地死去，都是在内心升华的顶点遭遇命运神秘的毒手，而这一连串辉煌悲惨的祭典，以莱因哈特陛下的去世达到了最高潮，又嘎然而止——

 

盲目的嗜血的神祗，仿佛远古传说中不祥的恶魔，手执收获的巨镰，尽情地摧毁着，然而当它夺取莱因哈特陛下的生命时，它收获的镰刀，就砍在了自己的身上。陛下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意志的最高体现，是真正的时代之神，时代之子，陛下去世了，时代就结束了。

 

802年奥丁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是年轻女作家明妮·阿方索的一部《神的手套》。

她设置了一个“神的手套”的概念，即当某种意志和力量要插手人间的事务，影响、推动和改变历史的时候，就会选择一个人，这个人相当于神的手所戴的一只手套，满灌着神的精神而推动世界的进程。

作者用一种激烈热情，辉煌得有点过火的笔调，描绘了人类历史上几位“决定人类和历史命运”的不朽人物——“神的手套”，其中最后最崇高的一位，就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陛下。

 

“那些不朽的人，神圣的群体，”她这样写道，“以必死的凡人的身份度过了神明的生涯，他们展示给我们的是一种悸动，人的神性绝望地要求超越永恒的悸动；一种欢乐，感到与神同在的醉意的欢乐；一种力，犹如高耸在阳光中的积雪的顶峰，威镇着世界的平原。像那样的地方，凡人当然不能久居，但我们一定要认得那上达顶峰的路，因为它通往人类理想和信念的终极之地，通向精神的本源。”

 

作为历史学者，我不很接受书中的神秘主义历史观和对个人力量的极度夸大。但是作为评委，和其他几位评委一样，被作者精彩淋漓的论述所感染。

正如评委之一的梅克林格元帅所说，迄今为止所有对莱因哈特陛下的纪念文字，没有比上面这一段更能激起读者对陛下的回忆，更像陛下其人给周围人的印象。

 

希尔德陛下读到后，大加赞赏，命人将这段话镌刻在陵墓入口的大理石壁上。

 

皇陵尽管宏伟壮丽，陛下的墓却非常简单，在这一点上，希尔德陛下恪守了莱因哈特陛下的遗愿，皇陵的尽头，枞树林前，一方洁白安详的墓石——

“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新帝国历003年长眠于此享年25岁”。

 

与另一座坟墓极为相似，在奥丁的一座坟墓。

 

陵墓两旁，安葬着诸位战死的将领：坎普元帅、连列肯普一级上将、法伦海特元帅、舒坦梅兹元帅、鲁兹元帅、奥贝斯坦元帅，以及罗严塔尔元帅，仿佛群星环绕着宇宙的宝座。

 

我看见米达麦亚元帅一家在罗严塔尔元帅墓前驻足，献上了一束百合花。

 

我则在另一座墓前停下脚步。

“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元帅新帝国历003年长眠于此享年39岁”。

 

奥贝斯坦元帅，所有故去的人中我唯一认识的一位，他曾经是父亲的学生。

 

记忆里只留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一个严肃得有点沉郁的少年，每天早上，最早来到父亲的书房，整理父亲头一天晚上的文稿，常常就那样看进去了，陷入沉思，完全不理会其他人早上的闲聊。

那时的我，大概只有5、6岁吧，正值父亲召集一班学生编写后来用作教材的古代政治思想史，每一个学生都对我很亲切，除了后来的奥贝斯坦元帅。也许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但我却对这个人印象深刻，因为父亲曾说，他死之后，能够继承他事业的，也许就是此人。

 

然而父亲错了，他只看到了奥贝斯坦元帅严谨、自制、善于思索以及坚持己见的品质，却不能察觉他灵魂深处的东西。而那是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第一次看见他时，就从他那双闪着无机质光芒的眼中察觉到的。

 

15年前，元帅决定从军时，曾经来拜访过父亲，父亲和他在书房里谈了3个钟头。我送咖啡进去时，听见父亲在说；“……如何对待社会上的黑暗、残酷、无耻，如何从这些黑暗、残酷、无耻中挣脱出来，以坚定的态度革除一切不义，对于像你这样有头脑和志气的人来说，是非常严峻的考验……巴尔，你要记住，一个投身社会改造的人，他最初的动力也许来自仇恨和正义的激情，但他最终的态度应该是超越仇恨，也超越正义的。正义是社会层面的感情，而从事社会改造的最根本的精神力量，一定是超社会的，一定是来自某种终极理想……”

 

奥贝斯坦元帅一低头，恭敬地说：“我一定终生铭记。”……

 

代父亲送他出门时，元帅向我道别，并说：“请照顾好先生。”他也许一直以为我是家中的女佣，而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那双冷静的无机质的眼睛。

 

尽管如此，在父亲心目中，元帅始终是他得意的学生。父亲生前，每当在屏幕上看见他的形象时，总是举起手里的杯子，不论是酒还是别的什么，默默地向他致意。

 

我想，即使是像父亲这样的学者，灵魂深处，一定也有着某种政治愿望，甚至野心，所以他把奥贝斯坦元帅当成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精神上的门徒，代替自己去投身时代风云及社会改造的学生，并一直为他骄傲。

 

我把一束百合放在奥贝斯坦元帅的墓上，那里已经有了几束花，这时我才想起，今天也是他的忌日。

 

从陵墓出来，梅克林格元帅说：“如果要为那个时代配上背景音乐的话，一定是无休止的、雄壮的镇魂歌。”

 

7月29日，迁都费沙纪念日。

 

梅克林格元帅来访，带来一个巨大的包裹。以为是什么礼物，结果空欢喜一场，原来是他新搜罗到一座雕像。

爱好艺术到这种地步，已经有做作的嫌疑。然而雕像真是精品。

 

用元素鉴定看来不是地球时代的作品，但从风格手法来看，显然是模仿地球古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并且我确实记得，在某位收藏家的收藏目录中，记载了这么一件艺术品，与这座雕像如出一辙——

 

“美丽的青年昂然站立，膝盖踞在被征服者的背上，”我在靠不住的记忆中搜索不知何时看到过的句子，“可是并不看着他，在最后一击之前他停住了，手臂转向肩头，微微仰起头，目光中满含着沉郁之感。这英雄的惶惑之像，这折断了无形的羽翼的胜利之神，他胜利了，可胜利已将他征服……”

“他胜利了，可胜利已将他征服……”梅克林格元帅若有所思地重复道。

 

水晶吊灯的光，安详地照在雕像端正优美的脸上，竟真的与已逝的陛下有几分神似。元帅仰望着，慢慢地说：

“799年9月17日，先帝离开奥丁，前往费沙。送行时，我有片刻时间与陛下单独相处，陛下看着窗外，我从来没有觉得过……从来没有的感觉，那么弱，几乎感觉不到陛下的气息，仿佛幻灭一般的弱，就好像他已经明白，命运是不会赐给他这最后一击的快感了。”

 

他胜利了，可胜利已将他征服。

 

梅克林格元帅把雕像献给了希尔德陛下，陛下将它安置在莱因哈特陛下的陵中。

 

8月29日，威斯塔朗特纪念日。

 

这一天永远是一个敏感的日子，200万条生命，笼罩历史的阴影，扑朔迷离的真相以及辟之不尽的谣言将永远伴随着这一天。

 

但我无意根据现有的资料“挖掘事实”，就像一班自由派的报纸这一阵子忙着做的。在我看来，这里面只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即200万人悲惨地死于核弹的摧残。

 

我用了一天的时间，反复地看那段已被标上密级的录影，直到屏幕上出现的每一个遇难者的脸，深深地印在我脑中。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有什么样的人生经历，怀着怎样的遗憾死去，我只知道，终我一生，再也不会忘记他们。

 

指责旧贵族的残暴，批评已故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的极权主义，或者如某些极端的声音，把矛头指向莱因哈特陛下。这些做法，我不能说毫无意义，可是没有纪念意义。

 

我们纪念这一天，纪念的是事件本身，它提醒已经被“十三日热核战争”摧毁了地球文明的人类，核武器的毁灭力和战争公约的不可践踏；纪念的是威斯塔朗特行星上200万遇难者，不是作为被怜悯的对象，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群体，人类普遍权利和尊严的守护神。

当每一个执政者在神圣的准则前稍有偏差时，“8月29日”这严厉的时刻就会降临，带着一种黑色的肃穆，直逼人心。

 

9月9日，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纪念日。

 

米达麦亚元帅说过，莱因哈特陛下只有两个纪念日，一个是吉尔菲艾斯纪念日，一个是杨威利纪念日。

 

虽然我一向强调，应该避免用道德来作历史评论和执政标准，但决不是要抹煞道德的意义。而恰恰因为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旦道德出来说话，事情就必须、也必定有了定论。所以用道德来解释历史，往往会操之过急地简化事实，失去检讨往事的目的和价值。

同时，我也一直相信，人类文明的全部根基就在于，有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的道德的判断，即什么是可为的，什么是不可为的。

吉尔菲艾斯元帅的死亡，为新帝国和银河系划定了这条界限，至少是为当时掌握银河系的莱因哈特陛下划定了这条界限。

 

这种界限一但划定，就获得了某种永恒的意义，犹如夜空中亘古不变的星辰。

 

整个银河系举行了盛大的悼念活动，年年如此。我希望永远如此。

 

印象最深的是7日晚上在银沙大剧院看的一场现代舞，名为索玛思昌德的年轻舞者跳了一支《致银河的公开信》。

他用肢体语言表现出40个代表人类精神正面因素的词汇，如正直、勇敢、善良、忠诚、智慧等等，精彩绝伦，而最后他跳出的一行签名，就是“齐格飞·吉尔菲艾斯”。

 

我曾经拜谒过元帅在奥丁的墓，桧树掩映着一方洁白明净的墓石——

“吾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长眠于此，帝国历467年1月14日——488年9月9日”

 

我觉得，那是我见过的宇宙间最美的坟墓。

 

一位已经无法考证姓名的古代学者的话，却正是那不朽的死者的写照——

“有一类人是要为历史负重的，他们自身的悲剧挽救了历史，由于他们，历史才没有成为一条肮脏的河，历史才成为一首久远的歌。”

 

如果说我们纪念洁茜卡·爱德华女士，是纪念和平；纪念杨威利提督，是纪念思想与自由；纪念莱因哈特陛下，是纪念过去的那个辉煌的时代。那么，我们纪念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元帅，就是纪念人类精神中一切正面的因素，尤其是道德与理智的力量，以及勇气和忠诚。

 

同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没有什么历史意义，不过影响了我的人生而已。

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元帅向我求婚，我没有拒绝。

 

婚礼将在后天举行。

 

所以我说，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间书房里写作了，也是最后一次，文章结束时签下这个名字——

乌尔里克·冯·玛德兰纳

 

世界从来都是如此结束——不是砰然消失，而是耳语一般悄悄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