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运河（上）

在继位之初，无伤大局的小规模混乱过去之后，杨广开始有条不紊地建设大隋帝国。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建设”二字从内政到外交，涵盖了令人吃惊的范畴。

这中间包含的内容之多，之繁杂，从某种角度体现了杨广的政治智慧，他旺盛的精力和惊人的意志力，当然这不等于说，他决定做的事都是正确的。

首当其冲的，便是东都洛阳工程。

历来都城都是一个帝国地位最高的城市，代表着帝国的心脏。杨广首先将这颗“心脏”做了移位，实际上是从硬件上改变了隋帝国的国土布局。

——既然帝国已经统一，那么帝国的“心脏”就应该在交通便利的帝国中央，而非狭隘的西北，这才能体现大一统帝国对四方臣民的一视同仁，恐怕这是杨广心中的美好构想。

而对于帝国新的“心脏”，四通八达的“血管”一样必不可少。作为新都城的重要交通配套，一条古往今来最长的人工运河被开掘出来，这就是本章要聊的隋唐大运河。

也许，在开掘之初，这条长沟的作用和地位，未必能够超过东都洛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运河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作用，乃至今日，当日的东都洛阳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运河依旧发挥着作用。

但是，尽管运河本身对中国历史功勋卓著，然而其出身却始终蒙着一丝阴影，因为按照一般的说法，它是杨广为了下江南旅游，而发动百万人开掘的水路“御道”。

诚如清朝人傅泽洪在《行水金鉴》中说：“炀帝之举，为其国促数年之祚，而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者矣。”——杨广为了开凿河渠劳民伤财，徭役繁重，弄得隋帝国短命而亡，不过杨广此举虽然不仁运河工程对后世却有大功劳。

总而言之一句话，杨广开运河本来动机不纯，在当时也没什么好处，顶多能算是歪打正着，“客观上”为后来人做了件好事。

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开始具体八卦这条史上最著名的长沟之前，想先郑重地提醒诸位读者一件事，那就是：

运河，是条河。

    而河的意思，按照字典上的说法，就是地表上有相当大水量且常年或季节性流动，就是说，河里有水，水往低处流。看起来这像句废话，但是据说最明显的事实最容易被忽视，所以特别提醒各位读者记得，运河虽然比一般的河多了个定语，标准的解释是人工开凿的河，但是说到底还是条河——有水流动，所以谓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

读书的时候，也曾像小和尚念经一样背过：“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加强了南北联系，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加强统一，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这些词儿的含意，直到开始兴致勃勃地挖掘杨广的八卦，才真正地清晰起来，且渐渐地对这条史上最著名的人工运河，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大运河对中国历史有多重要呢？或许应该找个妇孺皆知的开头，比如说，知道《清明上河图》里那条河是什么河吗？

    不错，那正是运河。

准确说来，《清明上河图》里那条河叫汴河，战国时魏惠王下令挖掘，魏亡后废弃。很多年之后，被杨广废物利用，并入大运河工程，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段。

又过几百年，北宋开国时，由于军权收归中央，所以需要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粮食养军队（当时京都光驻军就超过十万人，而同时期的欧洲大都市一般也就十来万人口居住），所以虽然明知道汴梁，也就是现今的开封地势过于平坦易攻难守不是做首都的好地方，但是迫于运输的压力，还是选择了坐落于运河上的这个城市，汴河也因此成为北宋的“建国之本”。所以北宋那个时候，汴河如果有个三长两短，连皇帝本人也得带头下工地参加维修工作。每年清明前后，江淮漕船衔尾入汴，造就了《清明上河图》中绘制的盛景。

其实，在隋朝，汴梁还只是不起眼的小县城，到唐中后期才开始发迹，当然也是因为运河给沿岸城市带来的GDP成长，类似这样的城市还有很多，比如杭州、苏州、扬州、常州等等，共同特点都是运河与其它重要水系的交叉口，是作为交通枢纽的港口城市。

在中国历史上，先富起来的地区是在黄河流域，也就是秦岭、淮水以北，秦汉时期的南方，尚未得到开发，所以GDP低下。之后，北方战乱不断，大批北方人士南渡，所以，尽管也同样历经几百年的混乱，南方的人口仍在持续的增长中。

但是直到大业初期的人口大普查时，南方相对于北方还是绝对弱势的。

在大业五年，隋全国在籍人口八百九十万户，其中南方大约是两百一十万户，只有北方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隋末大乱让人口分布来了个大洗牌，北方破坏惨重，南方保全较好，之后到天宝年间的百余年间，南方人口增长迅速，安史之乱前北方比南方的人口只稍多，几乎已经旗鼓相当，而安史之乱再度来了个人口洗牌，到唐末宋初，北方与南方人口比例历史性逆转为2:3，之后南方一直保持着经济重心的地位。

所以说，实际上隋唐时期也是形成后来中国国土格局的关键时期，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日的中国。

从一方面说，就像任何讲到运河的书里都会提一句的，运河的出现加强了南北的统一，因为唐中后期之后，中国就一直是经济重心在南，政治军事重心在北，连接两个重心的就是运河：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就一直依赖于由运河北送的江淮赋税，至宋朝，更是迁就漕运而立国。

另一方面，运河的出现加速了经济重心从北到南的转移，实际上，当杨广修建东都洛阳同时开挖运河，经济重心向东向南移动的趋势就很明显了，可以说这么做是顺应形势，但也可以说运河的出现一手推动了这个趋势。

    “隋炀帝因为要游幸江都而开凿的运河，完成不久之后，由于历史上其它因素的影响，在此后的六百多年内变为唐宋帝国的大动脉。这一条动脉的畅通与停滞，足以决定唐宋国运的盛衰隆替，其关系的密切简直有如真正的动脉之于身体那样。”

    这段话出自全汉升先生于1944所著的《唐宋帝国与运河》。虽然也有学者认为书中过于夸大了运河的作用，但是时至今日，“运河盛则国运盛，运河衰则国运衰”的观点已经被经济史学家们广泛接受。

打个比方说，运河好比现今的高铁，其实还要更加重要，因为现今还有公路、海运、空运等等其它有效的办法。而在古代，内河水运就是长途运输的唯一较廉价方案。不能走水运的时候，当然只好走陆运，代价有多大呢，举个例子，让唐朝各代皇帝头疼了几百年的洛阳与长安之间的运输，从洛阳到陕州大约三百里，走陆运的话，每石米的运费大约是一千文，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开元十三年东都洛阳斗米十五文，也就是说，一石米的价格是一百五十文，而三百里路要一千文的运费！这就是所谓豆腐运成金子价。当然，这笔运费不会折在米价里，而是由国家财政贴补。开元二十一年，京兆尹（长安市长）裴耀卿上奏建议：“今日天下输丁约有四百万人，每丁支出钱百文，充陕洛运脚，五十文充营窖等用。”也就是说，当时全国大约四百万纳税人（当时人口超过四千万，但是有儿童、老人、妇女、特权户……N种不纳税的人，结果就是少部分纳税人养着大部分不纳税的人），每人出钱一百五十文，管这段路的运费。

所以，古代人只好极力发展水运。

因为我们中国的整个地形是西高东低，水顺着地势流动就变成由西向东入海了，整体上缺乏一条南北贯穿的河道。如果非要一条南北贯穿的河，那当然只有人工挖掘了，所以大运河刚好就填补了这项空白，之后即成为国家的“命脉”。

但是，说起来大运河的命也是真不好，偏偏就诞生在大坏蛋杨广的手里，因此无论后天是如何地“功在社稷，利在千秋”，先天上总有点美中不足，老让人想起腐败啊、美女啊、吃婴儿啊之类的事情，就像提起长城的故事反倒是孟姜女最出名。如果大运河是由另外一个别的什么皇帝（只要别碰巧是亡国昏君）挖出来，足够史书吹捧上几箩筐的。比方说吧，《唐会要》记载，开元年间润州刺史齐澣建议：“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无风水灾，又减租脚钱，岁收利百亿。”李白诗作《题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贲》开头几句“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说的就是这条运河。区区二十五里运河就“岁收利百亿”了，数千里的运河到底节省下多少人力物力？可惜得很，由于出身不良，后世要么不提，提起来格式都是这样的：运河客观上促进了GDP的提升，巩固了南北统一，等等等等，但是！由于隋炀帝挖运河主观上是巡游享乐用的，挖掘时又动用了过多的人力物力，所以还是一项亡国暴政。

   

 

东都洛阳工程

说运河之前，必须先聊聊东都洛阳工程。

    话说仁寿四年十月，老皇帝杨坚入土为安，汉王杨谅之乱的后事也料理得差不多了，杨广看看终于到了自己成为隋帝国的NO.1，从此可以为所欲为，于是蹭地一下就蹿到了洛阳。

    在洛阳，杨广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察工作。期间登临邙山，与内阁总理苏威发生了如下对话：

    杨广：洛阳真是个好地方呀真是个好地方。但是，为什么以前的人不建都在洛阳呢？

    苏威：以前的人也知道洛阳是个好地方呀是个好地方，但是为什么不建都在洛阳呢？那是因为这么伟大的事情，要等着陛下您来完成呀！

    估计当时满邙山都是这个超重量级马屁当当的回响……

    考察工作结束之后，杨广于十一月十八日正式发布了著名的《营建东都诏》。这份诏书与之前的《与越公书》一样，是篇洋洋洒洒的散文佳作，杨广继位之后，不仅开始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工程，连文学水平也猛上一个台阶。

    《营建东都诏》分了四段：首先是说治国需要变通，这当然是为营建新的国都从理论上建立依据，也为日后杨广开始的一系列改革埋下伏笔，这段扯出了周武王迁殷人这张虎皮做大旗，属于我们古人的一贯做法，干什么事都得向更古的人那里找找先例。

    接下来就进入实质问题了，先论证了一番洛阳真是个好地方呀真是个好地方，最大的好处就是“水陆通，贡赋等”。这个“贡赋等”是说洛阳地理位置很好，刚好在国家的中心，所以各个方向进贡的路程都差不多，这里也有很古很古的古人做典故，可以追溯到周成王那会儿，建洛阳为都，“以为此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那么为什么早不迁都到那里呢？因为早先要么还没统一天下，要么就是府库不足，那意思就是现在天下统一了，尤其是现在咱兜里有钱啦，可以盖新房子搬家喽。

    第三段接着上一段的话继续说，老房子也不差（老房子大兴城其实是隋文帝登基后新造，也不过才二十来年）为什么非要盖新房子搬家呢？因为老房子虽然不差，可是地段不好，配套和交通设施跟不上了，像前一阵子杨谅在山东那块一闹腾，中央军要赶过去路就不大好走。等等等等理由。总而言之一句话，天要下雨，皇帝要搬家。

第四段是洛阳工程的基本原则，说得非常非常之冠冕堂皇：“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都城嘛，小点儿朴实点儿也是一都城，宫殿还是宫殿，皇帝也还是皇帝，修都城是为了提高天下百姓的生活质量，绝对不可以因为奢侈浪费而妨碍大家的正常生活，所以，修洛阳的各位同志们一定要注意勤俭节约啊！

充分证明，说话和做事可以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儿，不管事做得怎么样，话一定要说得漂亮。

如此，由理论依据入手，从实际需要出发，立足于现状分析，拟定了基本方针。这篇漂亮的建都诏书完成了。

如果去掉一头一尾，由中间的两段，会发现其实很难找到理由反驳。换句话说，杨广不是信口开河，从经济、军事、周边环境、交通状况等方面来综合考虑，相比大兴，洛阳更适合作为这个刚刚统一不久的大帝国都城。

前面已经提到过长安到洛阳之间的运输困难，很显然当杨广继位的时候已经面临着这个问题，只不过，作为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会修路的一个皇帝（不光指大运河，还有很多别的路），他似乎是在权衡利弊之后得出结论，与其煞费苦心去修条路出来，还不如跳出那个地盘，换个窝算了。这招就叫做釜底抽薪，一了百了。

何况，《营建东都诏》开宗明义就说道：“通其变，使民不倦”，“变则通，通则久”，杨广既以改革者自居，他当然也就得弄点新鲜玩意儿出来。而他的个性，小打小闹是不可能满足他的。

杨广想要的是一个有别于他老爸杨坚时代的国家格局。

在他的心目中，很明显，新的大一统帝国的中心应该就在位于地理位置中心的这个都城——洛阳。

    于是，大业元年三月起，在开皇二年主持过新大兴城建造工程的隋朝第一大工程师宇文恺再次操刀上阵，主持新洛阳城的建造。

    宇文恺其人，是前周朝的皇族子弟，在杨坚初登基的大清洗中侥幸逃出一条命，之后因为在工程上的卓越天才被杨坚任命为新大兴城工程副总指挥。总指挥是国务总理高颎。日理万机的高颎当然没那工夫管画图纸的事情，顶多过过目，所以实际上新大兴城就是宇文恺一手设计主持建造的。

    从后来宇文恺死于杨广一征高句丽那年，享年五十八岁，倒推回来，主持新大兴工程时，他不过二十八九岁。当然喽，对古人来说，这个年纪已经相当大了。不过，今日的我们在吹空调翻古书之余还是免不了赞叹一下这位天才设计师、工程师以及项目运营经理的卓越才能。

    说到新大兴城，在隋的时候大名叫“大兴城”，唐建国以后又改叫长安。历史上同叫“长安”的都城在不同朝代有好几座，其实位置都有点小差别，大致在方圆几十里内搬来搬去。不过隋唐的长安是这个名字最后一次作为中华首都，隋唐长安城址也就是现今的西安城。

    “新”长安，区别于前北周都城“旧”长安，两个长安相距不过二十里地。说起来杨坚为修建新都城找的理由还不如他儿子杨广的看起来靠谱，说来说去就一句话：哪有新皇朝不建个新都城的？建！不过，作为一个篡位者，杨坚急于想通过新的都城，摆脱他做臣下的影子，树立新皇朝的威仪，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宇文恺二度出马，驾轻就熟，区区十个月之后，也就是大业二年元月，新洛阳建成。于是，正在江南巡幸的杨广兴冲冲地赶回来，举行了一个很是烧包的“千乘万骑”入城仪式，据说光是为了这套仪仗上用的羽毛，一时间就快把鸟都逮光了。

很显然，杨广喜欢这类宏大华丽场面，简直是着迷。这种趣味在他老爹老妈还在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压抑，而在他继位之后似乎以一种惊人的态势反弹，其后的几年，他既以强硬作风摆脱了臣下的阻拦，也放弃了对自己的约束，因而发展到了让当时和后世都人人侧目的水准。

但是如果我们把视线稍稍向更早一点移动，就会发现，其实那套让鸟儿们遭殃的行头，倒并非为入城仪式特备，而是有着更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恢复礼制。这是个很大的话题，所以暂且放一放，让我们先把辉煌的洛阳工程进行到底。

和新大兴城一样，新洛阳城也是古代城市建筑史上的一个范本，这些都体现了设计者宇文恺的才华。关于东都洛阳的格局有各种专门著作，这里就不抄书了。值得特别说说的是，新洛阳城有三个贸易集市，北市、南市、西市，比只设东西二市的大兴多一个，而且三个市都挨着河渠，交通便利。很明显，新洛阳在设计的时候就充分考虑了商业与运输的关系，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大运河的诞生不是偶然。

另外，内河运输在那个时代应该已相当发达。大名鼎鼎的赵州桥应该是家喻户晓的，这座单拱石桥为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赵州桥据考证正是开皇末年开始建造，大业初年完工。笔者在看到赵州桥的时候，就曾冒出过一个念头：造这么一座桥很可能是因为当时有载货很高的船要从桥下面经过吧？当然，赵州桥也证明有隋一朝的力学和建筑工艺的发达程度。

罗嗦这一堆就是想说明，当时确实可能存在从商业发展的考虑，也有运输的需要和科技上的水平，来促成大运河的开凿。

    插个小八卦，修建洛阳城是杨广初登基的头等大事，所以派出的班底十分强悍。实际支持修建的总设计师是宇文恺，另外还有两位挂名的正副总指挥，分别是尚书令杨素和纳言杨达。杨素很有名，而杨达，估计大部分人看见这俩字儿认识，但加一块儿是谁就想不起来了。是的，虽然他也算是位宰相，但没啥大作为，对历史最大的贡献是生了一个女儿。不，他女儿也没啥作为，她嫁给了一个木材商人，之后也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也就是杨达的外孙女儿，那可是如雷贯耳名震青史的人物——此女姓武名瞾尊号则天。

    我们都知道，杨广日后一大堆罪名中首当其冲的一条就是“大兴土木”，新洛阳城就是这罪名的一大证据。

    先来看看新洛阳城的规模。新洛阳城和新大兴城一样出自宇文恺手笔，格局也差不多，包括郭城（外城，住百姓），皇城（政府办公用地），宫城（皇帝的私宅），总面积大约是四十五平方公里。差不多相当于明清北京城面积的四分之三。至于明清北京城有多大，随便找张现在的北京地图，二环以内便是。

    杨广私宅，大名叫紫微宫，面积大约是2平方公里，这个数字，如果同样拿明清的皇帝私宅作比较，也就是现今的北京故宫。去过故宫的读者一定都觉得紫禁城很大很气派，不过，故宫的面积是0.7平方公里。是的，没看错，杨广的洛阳私宅面积是故宫的三倍。

确实，故宫在今日的我们眼里已然够腐败了，但其实在古代帝王的私宅里顶多算个中下，当然规模也不是最小的，最“简朴”的是北宋开封的宫城，0.26平方公里，只有故宫三分之一大小。而规模大的，除了传说中的八百里阿房宫，可考证的像西汉长安宫城也达到三十多平方公里，是故宫的四五十倍大。当然，彼时的宫城还不能完全算是皇帝的私宅，诸多政府办公用地也包含其中，后来才慢慢脱离，变成了单纯的帝王居住地。

而且，杨广私宅不但是规模腐败，设施更是腐败。比如，除了紫微宫，他又在洛阳旁边开了一个私家花园，圈了个湖进去，占地面积是洛阳城的数倍。为了装扮私家花园，又命各地进贡珍稀花鸟异兽，等等等等。反正以杨广一贯的品味和作风，要是他家私宅真如诏书中所说的“务从节俭”，那可真是鬼才信了咧。

总之，看到这里，相信多数读者都在感慨：在这么短时间里，造这么大一个城市，还这么奢侈，这货果然够能折腾的！

除了腐败之外，还有条最关键的罪状，那就是“滥用民力”。

《隋书·食货志》当中狠狠地记着一笔帐：“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而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营建东都，每月役丁两百万人（总共修了十个月），由于工期太紧，其中的百分之四五十的人都累死了，每月载死丁的车，相望于道。

这里，必须得说，当时的人在算学方面造诣已然很深，可是在统计学方面却似乎还在原点踏步。“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要是照字面解释，那是个什么概念呢？

——每月有二百万人参加洛阳工程的徭役，按照隋朝的法律，当时每个纳税人口每年应该徭役二十天，那么十个月就是三千万人次的徭役，如果40％～50％的人死于洛阳工程，那就是造成了大约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纳税人的死亡。注意当时的纳税人不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和特权户。而当时隋朝的总人口大约是四千五百万，妇女占一半，再去掉老人和孩子，也就是说，要按这字面意思，大概全国三分之一人口在大业元年就已经死于洛阳工程。换句话说，青壮男子死得一个不剩，举国就剩下寡妇孩子老人和特权户大老爷们。咳，如果真的这样，那隋在大业元年铁定就该亡了，还能苟延残喘到十三年后？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把隋书中类似的记载加加，则在大业五年之前，隋帝国全国的人口平均每人都死了好几遍。真的是这样，隋朝居然还能在大业五年到达人口的极盛顶点，那不是很诡异吗？要知道隋大业的极盛人口数在历史各个朝代的盛世中都不算低的，比方说经过隋末大乱，唐朝花了足足一百多年的时间，直到开元年间才恢复到同样水平。

    所以这组数据仔细推敲一下，是肯定被夸大了的。

    问题是，新洛阳工程究竟需要动用多少人力呢？

    这里给出相近时间两个有些近似的工程。其一是北魏扩建洛阳城（此洛阳非彼洛阳，两者相距几十里地）。

    按照《北史·世宗纪》记载，北魏景明二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五千人筑京师三百二十坊，四旬罢。”

    也就是说，北魏时发动了五万五千人，花了大约四十天的时间，建成了魏洛阳的三百二十坊。这三百二十坊，根据现在的考证，大约占地二十五平方公里，相当于隋洛阳城的一半左右。而大业元年的洛阳工程，按照隋书记载的数据，动用了七倍多的时间和四十多倍的人力，也就是二百八十多倍的工时，就算计入工程的复杂度，想必也被夸大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北魏扩建洛阳这个不可思议的速度，很大原因上当时造的是民宅，而那时候民宅是不许私自起楼的，所以全是平房。隋唐时的法制也仍是如此，甚至皇室子弟也不能随意造楼。平房造起来当然比较快。

另外，由这个史料我们了解到一点，那就是对古人而言，其实造民宅部分，也就是地图上占了大部分的这个坊那个坊，花不了太多的人力和时间，真正费时费力的是造宫城，也就是杨广那座豪华私宅。

因为这座私宅的规制到底大到什么程度，缺少一手史料明确的记载，所以难以准确估计工程量。能够拿来做估算的只有另一个更相近的工程：杨坚下令造的大兴城。

    隋大兴城面积八十四平方公里，比明清的北京还要大三分之一左右，据考证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都城（一说最大的是汉魏洛阳城）。大兴的宫城在隋朝那会儿叫大兴宫，在唐朝则叫太极宫，这座宫城其实比洛阳的宫城还要大得多，近四个平方公里，是故宫的五倍还有多。

唐王朝只有李渊和李世民爷俩住过太极宫，之后的皇帝们嫌太极宫地势太低，通风条件不够好，所以另外修建了更华丽的大明宫。太极宫仍是国家大典举行地，不过终唐一朝没见记载过什么大的改动，所以，唐太极宫和隋时的规模应该差不多。

根据唐朝人对太极宫的记载：太极宫中共有21座大殿，楼台亭阁无计其数。宫的北部有东、西、南、北四大海和山水池，与楼台亭阁相辉映，景色绚丽如画，是皇帝游乐的场所，也就是御花园。太极宫东边是皇太子居住的东宫，西边是妃嫔居住和宫人学艺的掖庭宫，均有大门与太极宫相通，实际上构成整个太极宫的组成部分。

而洛阳的紫微宫其实格局和大兴宫非常相似，很可能豪华尤有过之，但毕竟规模不如大兴宫大。两相抵消，工程量就算有差异，应该不致于到天差地远的程度。

和杨广建新洛阳城一样，杨坚下令建造的这座大兴也是平地起新城。猜猜这座规模宏大的都城花了多少时间建造？

    隋大兴城起建于开皇二年六月，完工于开皇三年三月。是的，不多不少，刚好也是十个月。

奇怪的是，新大兴工程却丝毫没有受到新洛阳工程那样的指责。有人说，杨坚生性简朴，所以新大兴工程要节俭得多，新大兴的很多建筑甚至是从旧长安拆过来的，自然更省时省力。这是很可能的。

不过，且不论拆旧是不是就一定能比新建省人力，就说无论是城市本身还是宫城，比新洛阳规格大一倍的大兴城，即使计入“简朴”，工程量和洛阳会有数量级的差别吗？

所以，既然十个月能造出大兴来，那么同样的，十个月造出洛阳来，本不该是太过分的一件事。

可是，隋书上白纸黑字记载下的“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这两组血淋淋的数字，虽然经不起仔细推敲，却因为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来反驳，所以也就只好含糊地说到今日：呃，是啊，修个洛阳每月二百万人，十个月三千万人次徭役，快一半人都死了，一千五百万人呐！真是太劳民伤财了。

    洛阳也就这样站定了“亡国暴政”排行榜前列。

    但，即便是苛刻的史学家也承认，东都洛阳工程对于帝国的统一大有好处。

而且，这项工程绝非孤立。在杨广眼里，那条超级长沟，恐怕就是洛阳的一个交通配套工程。

想想看，连区区几个集市还得有配套的水路运输设施，堂堂大帝国核心的都城，能没有像样的交通配套吗？

    回到《营建东都诏》，杨广是因为什么看上洛阳的？最重要的因素，不就是“水陆通，贡赋等”？交通本来就是他选择大肆经营洛阳的首要考虑。换句话说，运河也就是他构思的帝国蓝图中，围绕着洛阳这个中心开发的一条交通要道。

    只不过，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洛阳渐渐失去了原来的地位，运河却是像钻石一样，越来越光彩照人，奕奕生辉。以至于久而久之，运河仿佛从那一堆配套工程中脱颖而出，成了一项独立的工程。如果在一千年前八卦这段历史，可能本章标题应该是东都洛阳工程，而运河只是其中小小的一节，可是现在，却正好相反。

这样说，还有一个根据，就是运河也并非当时围绕洛阳展开的唯一配套。

这里要特别说说的就是——

    修路。

    杨广是个修路狂人。因为他是一个骨灰级驴友，简直哪里都想去，有路的要去，没路的造条路也要去。当然喽，他去大部分地方，其实都顶着国家公务出差的大帽子，只不过也都很难排除公费旅游的嫌疑。总而言之，要从杨广的行事中确切地分清楚哪部分是因公哪部分是因私，其难难于上青天。不管动机如何，结果是，随着他整日东奔西跑，道路也就越来越四通八达。

    真正让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好像他想在哪里修路，就能够修得成呢？

    比方说吧，早在他当并州总管的时候，由晋阳（太原）向西北开了一条出天门的驰道，连接太原和西北的陕甘宁诸省。这条路当初开凿架设的背景和具体情形都不清楚了，在杨广丰富多彩的各种基础建设工程中也显得非常不起眼，不过这条路对于山西那带的经济发展曾经起过很重要的作用，至抗日战争期间被破坏才失去地位。一千多年来，这条路一直被称为杨广道。其间的几十里地是沿着峭壁开出来的栈道，真不知道当年是怎么修的。顺带说一句，这条路迄今也还没有完全失去意义，沿杨广道修成的公路连接太原和西北几个县，并大大缩短通向陕甘宁诸省的路程。

    回到洛阳。配套工程中有一项就是修整了由洛阳到大兴的道路。这条路所起的历史作用显然无法与那条著名的沟相提并论，但是如果把两者都看作洛阳的交通配套工程，那么可以看出杨广的意图，也就是在前一章已经提到过的——杨广心目中的帝国蓝图。

    以洛阳为核心，一端以道路连接的首都大兴，另一端以运河连接的江都。

    中心、西北、东南。

    从地图上看，这就是杨广最重视的三个点，刚好钳制全国。

    有件事或许可以作为证据：当大业六年四月杨广二下江南的时候，将江都太守（扬州市长）的品秩提升至与京兆尹（大兴市长）、河南尹（洛阳市长）相同。这说明杨广确实，很可能有这么个三都的构想。

如果再加上最北端的涿郡，也就是今日京杭大运河的北端——北京，就是更完美的四个点。

不过，必须说明一下，在当时逐郡那一带还没有那么发达，至少不可能跟关中、河南、江南相提并论。至于杨广为什么要把沟一直挖到涿郡，那是为了去打高句丽方便运输他那个庞大的军队物资。当然也有方便控制东北地区的意图。

    洛阳这个喧宾已经占据了太多的篇幅，让我们多快好省地把其余配套工程列一下：挖了一条后来被证明一点用也没有的长沟，呃，这回不是水沟，是条土沟，属于国防工程，作用相当于战壕，大名叫做“堑”，长度近一千公里；造了一些超级大粮仓，继续堆积也不知道怎么弄出那么多的粮食，其中光一个含嘉仓就能存储二十万吨粮食，够几百万人吃一年的，这些个仓直到大业末年还是堆得满满，后来被各路反王们拿去分发的分发，当军粮的当军粮，含嘉仓一直沿用到宋末，号称“天下第一粮仓”，其遗址今日尚存；还造了个私家花园西苑，又名显仁宫，当然又是豪华建筑加景观；等等。

    可见，杨广在继位的最初干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基础建设，其要点就是重新规划国土布局，而所有的基础建设都围绕着洛阳这个核心进行。

    而他将洛阳作为帝国核心也符合他所想的——跳出关中，将规划分布到整个帝国。

    这点很重要，这是杨广在头脑还清醒的时候，贯穿他所有重要决定的一条主线。

    在最初这一段的基础建设完成后，杨广的工作重点就转向了内政外交——硬件完成，开始进行软件工程了。

 

 

尽道隋亡为此河

现在，把视线转回史上最长的沟。

先介绍几句，杨广下令挖掘的大运河全长大约两千两百公里，最北端是涿郡（北京），最南端是余杭，和今天的京杭大运河两端是相同的，不过走势不同。京杭大运河是直接北上的，而隋唐时候的运河呈“<”形，中间那个拐弯的点就是洛阳。沟其实分三段挖的，大业元年挖了南段大约八百公里，大业四年挖了北段大约一千公里，大业六年挖了镇江到余杭这段，最后这段相对来说比较短，四百公里。

关于这条沟如何沦为一桩亡国暴政，很多前人一句话就解释清楚了：因为它是大坏蛋杨广为了下江南旅游而硬逼着无数民众流血流汗挖掘出来的。

这个简单明了的解释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它是杨广出于玩乐的目的，比如他想看琼花，而开掘的；其二，为了开掘这条沟，动用了过多的劳力，弄得民不聊生，造成了隋的衰亡。

换句话说，两个因素造就了大运河的阴暗出身——

第一，动机。

第二，过程。

一般来说，凡事都会有个第三，那就是结果。不过这个第三，呃，就像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过于光辉灿烂，似乎怎么看都不应该和大坏蛋杨广沾上边，所以一般情况下就被“客观上运河起到了这样那样的作用”掩盖过去了。我们都知道，“客观”的对面通常是“主观”，所以当说到“客观上”如何如何的时候，其实就是暗示着“主观上”是并没有如何如何的。

近代一位研究隋运河的学者张崑河说过很有代表性的一段话：“按理言之，实皆有利于国家民生，然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且操之过急，民力疲弊，遂为亡国之虐症矣。”

这段话说白了就是：沟是条好沟，不过好的方面跟杨广没啥关系，因为他的目的是想开条旅游线路，所以他干的是件坏事，只不过坏事碰巧变成了好事而已。

“坏事”怎么那么碰巧就能变成“好事”？这种逻辑实在有点奇怪。但是人的心理似乎总有点这样的倾向：如果一个人出于好心做了坏事，就比较容易被谅解，而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做了好事但是被认为动机不纯，那他做的好事也就大打折扣。

可是，要弄清楚“动机”这回事，其实很麻烦。

譬如说杨广怎么就头脑一热想起来挖沟，这问题似乎唯一的解答就是坐上时光机器，“嗖”地飞回大业元年，把他揪出来问个明白。即使那样，也还存在危险，谁能保证他一定说实话了呢？

而实际上，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们提到杨广的挖沟动机，都是采用一招叫做“推理”。

就是说，从杨广挖沟前前后后的情况，推测出他挖沟的动机。

这当然也是个办法，但是麻烦就出在这个“已知情况”上。无论是认真学问的历史学家，还是如笔者这般闲翻史书的八卦人士，多多少少都会带着各自的倾向，怀有好感的人会更多注意那些有利的情况，而义愤填膺的人眼里则会自动选择那些血淋淋的字眼。这里只说笔者的看法，而诸位读者大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大业元年三月，就在著名的《营建东都诏》发布之后的第二天，杨广下令开挖运河南段，就是由扬州至洛阳的那段，也是日后数百年里长沟中最重要的一段。

在下令的同时，有一道诏书，宣布了杨广的旅游计划，哦不，应该说是宣布考察江南的地方工作。

另外，还有一支超豪华级的龙舟队伍也在同时开工。而在当年的八月，也就是下令挖沟的五个月之后，杨广就乐颠颠地率领那支超豪华龙舟队下了江南，直到次年三月，才赶回去举行洛阳的入城仪式。

这些情形，再加上此后杨广言行举止中对江南流露出的浓厚感情，使得一千四百多年来，相当多数的人，都将下江南作为杨广挖沟的首要目的。而且很多时候，“下江南”的后面还有两个字：“游玩”。

诚然杨广下江南的日程里多半也有旅游这一项，但是有这一项和只有这一项那还是有本质差别的。清朝的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都有六下江南的经历，他们下江南都被认为主要为了工作，可其实他们也并非没有捎带加入旅游项目。

或者要质疑杨广动机不良的人会举出他下江南的规模过于庞大和奢侈，当然这一点应该要贬，但是要贬也应该一件事归一件事。

打个比方说吧，如果有个土豪给村里修条路，修完了举行了一个很夸张很显摆的剪彩仪式，当然我们可以严重鄙视他这个烧包仪式，但是如果就此推理出他修路就是为了举行这个仪式，并且因为这样，进一步又认定他修路是想做坏事，而只不过“客观上”做了件好事，所以他修路还是不值得肯定，似乎就太过头了一点儿吧？

何况，对于杨广来说，虽然也可以说他会为了路上舒服点儿而挖条运河出来，但实在是很勉强。因为他在位期间，几乎是不停地东奔西跑，什么草原啊山沟啊甚至雪山都翻过了，绝对已经到达骨灰级驴友的境界，有没有运河根本不是问题，怎么样他都会下江南。

所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种说法。

实际上，杨广挖的这条运河，似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唯一：历史上唯一被认为是出于“游玩”目的而挖掘的运河。

那么一般别的运河工程是出于什么动机呢？

其实，大业年间的这次挖沟行动刚好是条界线，在那之后，一般开挖运河就是为了运输。当然以前挖运河也是为了运输，不过运输的目的不同。大运河诞生之后，明显水运和GDP增长的密切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开挖运河的一般目的是减少沿途运输压力，主要是赋税的运输，比如粮食之类的，另外就是为了官方和民间商贸的方便。

但是在大运河诞生之前，虽然也有出于同样目的的运河工程，但是更主要的是另外两种目的。

其一是引水，为了灌溉或者防洪。例子比如前面提到过的魏惠王下令挖的鸿沟，还有更著名的例子比如秦朝的郑国渠。

    其二是战争。在较早的时候，运河工程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运送军饷。这方面的著名例子，比如中国最早的运河——邗沟，这条沟就是历史上名列前茅的超级情圣吴王夫差为了攻打齐国开挖的。顺带说一句，邗沟也被废物利用进杨广的运河南段。另外，像灵渠是秦始皇为了征岭南而挖，还有直接为杨广作出榜样的他老爸杨坚下令开挖的山阳渎，也同样是出于平陈的军事目的。

    至于杨广开挖运河的目的，左看右看不像是用来灌溉的，所以大致上还剩下三种可能：为了玩儿，为了战争，为了赋税运输和商贸方便。

第一种可能就算不能完全否认，也不会比重太大。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江南人，笔者认为杨广第一次下江南的时间就不对。他出发是阴历八月中，到达江南的时间大约已经是九月底（阳历十一月初左右），看江南风景的好时候已经过去，来年一开春三月中就匆忙离开了江南。其实任何在江南过冬过的人都知道，江南气温虽高于北方一些，但长江流域气候潮湿，冬天又湿又冷，实在是不大舒服的。江南最值得游览的时节是在阳历的二月到五月，也就是阴历的正月到四月光景。杨广坐镇江南十年，江南什么时候好玩还不清楚？如果他存心要去玩儿，就应该选那段时间才对（从这个意义上说，倒是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选的时间显得非常合适）。所以，选择这个时间到江南，主要目的应当不会是为了游玩。

    演义里一向有隋炀帝为看琼花下扬州的说法，但仔细一查“琼花”的来历，结果颇为意外，原来这花唐代才出现在扬州，而一直到宋朝才真正出名，元朝之后就没有了。宋朝是个写手满天飞的时代，小说盛行，估计也就是那时候开始才有了杨广为了看他生前不可能谋面的琼花而下江南的说法。

    至于后面两种可能，为了战争和为了赋税运输和商贸方便，就很难厘清了。

为了战争的可能确实存在。这个战争不会是别的，正是杨广“坐是亡其国”的辽东之战，也就是打高句丽。后人以结果论（坏事又该论结果了），认为杨广打高句丽是非常错误的举动，属于好大喜功，但实际上在当时而言，辽东之战有很多理由，否则隋唐帝王们不会跟上了瘾一样前赴后继地去打，杨坚去打打不下，杨广三征亡了国，李世民亲征还是打不下，李治继续打终于摆平，简直是愚公移山啊。

反对为辽东之战而进行运河工程的人认为杨广是大业三年巡视突厥的时候，因为高句丽使者的出现才头脑发热决定打高句丽的，但笔者个人认为不是，这决定更早就有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业四年正月起开挖的运河北段工程，估计绝大多数人都意见一致，就是为了打高句丽的。而北段原先的基础不够好，远不如南段容易搞定，所以测量规划需要的时间肯定比南段要多得多，大业三年巡突厥撞见高句丽使者那大致应该是六月到八月间的事情，如果那时候才做决定征高句丽，很难想像大业四年正月北段就能开工。

要知道北段有一千公里长，大坏蛋杨广就算可以威逼百万人去挖泥，但是他绝对不可能让这百万人随便挖就能挖出那么长的运河来。

这就是本章一开头特地提到的，运河说到底是条河，河水总是顺地势高低流动，暴君再头脑发热，也不可能改变物理规律，让水脱离重力改往高处流。

这么长的运河肯定是一开始就有通盘考虑的，南段的快速完工尤其表明这一点，挖到哪里算哪里的挖法，就算最后修修补补地也能凑合着挖出条沟，却必定事倍而功半，不可能有那么高效率。其实，以杨广说风就是雨的脾气，要是他能在大业元年就把整条运河挖完，估计他也就挖了。那么为什么到大业四年才开始挖北段呢，可能，就是图纸来不及出来。

南段情况不同，一方面南段从情圣夫差那会儿就开始零零星星挖过很多短沟，基础雄厚，另一方面杨广在南方待了十年，说不定收罗了什么高人已经出了图纸。至于北段呢，估计以杨坚那脾气，杨广是不敢在他家老爷子眼皮底下公然筹划这么大一档子工程的，所以他继位之后才能真正开始规划这一段。三年时间能够规划成功，这速度已经够神奇的了，根据《元史》，元代为了挖通京杭大运河，光一条通惠河，从史书记载的开始勘查到开工，期间有三十多年，那还是有名贯青史的大科学家和工程师郭守敬坐镇主持。

    所以，杨广大业三年中才决定打高句丽，然后策划挖北段，这可能性实在不大。而照一般想来，应该是在挖南段的时候，北段已经开始筹划测绘工作，那也就表明，早已有征高句丽的打算。

那么，开挖南段本身也有征高句丽的因素在内，也就不奇怪了。

    为了赋税运输，这是除了游乐之外，现如今最常见的说法，就不罗嗦了。而既然在洛阳城的设计中就已经更多考虑了水运与集市，那么在几千里地的运河工程中，有同样的考虑，也很正常。

    所以，说仅仅出于游玩的目的显然不公平，但纯然说是高瞻远瞩地预见到统一的帝国未来几百年乃至一千多年的GDP提升都将会依赖着这条运河所以去挖，也同样不可能确证。也许，说公私兼顾地多方面综合考虑，恐怕更符合杨广一贯的行事作风。实际上，运河在当时而言，很可能并非比洛阳工程更庞大，也未必受到更多的重视。运河很可能是因为其后日益增大的影响力，才越来越被注目，最终升级到亡国主因的，大致此类言论都在唐中期之后。其实在《隋书》中，运河就没有被特别强调，至少并不比其它的诸如洛阳、长城等等工程，还有那些奢侈的皇帝私宅更被强调。

    在给“动机”涂上了一点儿鲜亮色彩之后，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更阴暗的一面——“过程”。

    大运河，一条长达两千公里的沟，任何人听到的第一反应，大概都是：啊，真长啊！然后会想，这真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再然后，看到这么样一条沟，居然花五个月就挖了八百多公里，剩下的一千多公里满打满算顶多也就花了又三年的时间，实在是快得不可思议啊！尤其是前面这段，居然花五个月就挖出了将近八百公里，大坏蛋杨广得把多少人家逼得鸡飞狗跳墙才能做得到啊！

    按照《隋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大业元年开挖运河南段，发动了百万人，大业四年挖北端，也是百万人，而且这次男丁不够用的，连女人也征入了。

    百万人，在总人口也不过四千多万人，应该服役的男丁最多不超过一千多万人的当时，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所以，史学家们一致痛扁杨广“操之过急”、“滥用民力”。

    以运河的工程量和完成速度而言，这么说也并不过分。

    但是，是否到了“隋亡为此河”的地步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先搞清楚，运河的工程量到底有多大？以隋朝的科技水平，又到底需要多少人力？以及，当时到底动用了多少人力？要知道，一百万人齐上阵挖五个月，和二十万人一拨，每拨挖一个月，同样可以说是动用了百万人，可实际上的工次差了有整整五倍呢。

    可是……这些问题，现如今一个也不能准确回答。

    在唐初，修订《隋书》的时候，运河对经济的影响力还没有表现出来，寥寥的几段关于运河的记载全是为了体现大坏蛋杨广如何之坏。所以非常可惜的，关于开挖运河时候的具体情况没有被记录下来。甚至，时至今日，隋运河的路线到底是怎么走的，很多段也已经搞不清楚了。

    所以，要准确回答，最好的办法当然还是坐时光机器“嗖”地飞回去……或者，看看有哪位比较有八卦精神的水利学家和同样有八卦精神的历史学家合作，先考证隋运河的确切走向，然而建模计算，也许能得出一个大概的结果——也未必能准确。

    这里呢，还是老办法，和洛阳工程一样找对照组。

    最容易和隋运河联想到一起的，当然就是元代开掘的京杭大运河。

    谢天谢地，从宋代开始，河渠作为独立的章节列入了史书，而元史作者更是体现了中国史家难得的统计学素养，为后来者留下了一组非常详尽的数字。

    京杭大运河大量河段利用原有的河流和隋运河，真正新挖的主要有两段：

    通惠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动用的人力包括“役军一万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没官囚隶百七十二”，历时一年半光景，总共用了“二百八十五万工”。

    会通河，“长二百五十余里”。历时五个多月，总共动用工次“二百五十一万七百四十有八”。

    通惠河是用来连接隋运河终点和元大都北京城的，虽然只有几十公里距离，但是陆运把元朝人折腾得够戗，所以郭守敬提出挖沟方案之后，连宰相也亲自下工地挖泥以表示全力支持。而会通河就是把隋运河中间那段拉直挖过去，不再从洛阳拐弯了。

    这里要说明一下，通惠河不是一般的难挖，所以，虽然比会通河短很多，用的时间和工次却都比会通河多很多。

    这也证明，沟好挖不好挖，动用的人力也会差很多很多。

    如果用比较难挖的通惠河来比对，隋运河南段长度是通惠河的十倍，如果按照百万人齐上阵挖了五个月来算，那么用掉了大概一亿五千万以上的工次，也就是同样的长度，《隋书》记载的人力是元代挖通惠河的五倍以上。用会通河来比较差距更大得多，同样长度的人力就是十倍以上。

    当然喽，挖沟的难度有高低，而且中间差了好几百年，技术水平肯定也有不小的进步，但同样是手挖肩抗的时代，会不会有那么大的差距呢？

    在翻书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很多史学家对于杨广挖的那条沟，会从两种不同角度去评论，当提到运河的作用时候，会先肯定一下沟是好沟啊，但是呢，其实大部分是利用原来历朝历代就已经挖过的沟，只不过连连起来而已，言下之意，杨广不过是把前人已经打好基础的事情干干完而已，所以也就没啥大功劳可言了；然而一旦说起运河的工程量，却又回到老路上，那么大的工程，动用那么多人力，在那么短时间里完成，不折不扣的暴政啊！

    可是，这两个角度显然矛盾。

    如果真要动用那么多人力，就说明工程量很大，就不是把旧水道连连起来那么简单。如果尽量利用原有的水道，不过连连起来而已，那么工程量就极大地缩小，无论人力还是时间都宽裕得很，也就算不上急政暴政。

本书的观点呢，倾向于后面一种，认为在挖南段的时候，尽量用了旧水道，所以才能挖得那么快。

至于北段呢，可利用的水道远没有南段长，要命的是水源也没有南段丰富，所以肯定还得找合理的水源引水等等，决定了工程量远远大于南段。

再次提醒，运河要有水才能算河的，两千公里长的河不可能只靠一个水源，先挖出一条两千公里的沟，然后一开闸门，水就忽一下从这头冲到那头整个河都有了水，这种无厘头事情只有三流小说里会有。真正的运河是高低起伏的，所以需要不止一个水源才能让整条河有足够的水可以通航。如果很难理解这点，请参看任何一本郭守敬的传记，看看他为了给通惠河找到水源费了多少精力。

即使如此，按照元朝的对照组，隋运河所动用的人力数量恐怕也被大幅度夸大了。

实际上，当时发动的是“军民”，也就是说，动用了常规军去挖运河，这倒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当然，由于府兵制的特点，那个时代在和平期军民也很难区分；其次，那段河挖的时间要长得多，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到底挖了多久。但是从开挖，到杨广抵达涿郡开始征高句丽超级大行动，之间有三年零点的时间。以杨广的脾气，很让人怀疑，如果早一年完工，他有没有耐性多等一年出发？何况，就算是一年完工了吧，那也用到了三亿以上个工次，以难挖的通惠河做对照组，同样长度所动用人力也在七八倍以上了。

如果所记载的挖沟动用人力有较大的夸大，那么以此得出的“滥用民力”以至于“隋亡为此河”的结论，也就不那么靠得住了。

更何况，一提到运河就是“血泪之河”，可其实偏偏，正史上唯独对于运河工程，没有大规模人员伤亡的记载！

是的，请别揉眼睛，确实，正史上一个字儿也没提到，运河工程造成了当时大规模的役丁伤亡。

还记得之前提到洛阳工程的时候，正史上写着“死十四五”这几个关键性的血淋淋的字眼吗？其它的工程，比如长城工程，也有类似的记载，数据夸张不夸张先不提，至少记载表明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可问题是，唯独运河工程，没有跟着这几个字啊。

甚至，当时的人也没有用严厉的言辞指责过运河工程。最典型不过的要数反王李密，隋末他正是在洛阳附近活跃着，那篇“罄竹难书”的著名檄文里，列举了杨广的十大罪状，从工作到私生活骂了个遍，可偏偏，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运河！

设想一下，如果运河工程真有那么可怕，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作为一个在运河沿岸指挥造反军的首领，这么大好的题材为什么不用？

事实是，李密没有骂，《隋书》也没有骂。

    所以，运河的阴暗出身，无论是“动机”还是“过程”，仔细分析起来，都不是那么铁定无疑的。

    或者应该这样说，也许运河是动用了相当惊人的人力，但是绝不至于会使得史上最富足的隋朝亡国。隋的亡国，还有更多更复杂的因素，当然主要还是超级败家子儿杨广在其它方面也过于能折腾。

    但是，不应该让运河背这口黑锅。

    还有些事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杜宝在《大业杂记》中就说“时天下丰乐，虽此差科，未足为苦。”而最直接最干脆的证明就是，如果挖运河真的那么可怕，可怕到会导致隋亡，那么为什么隋不是亡在挖运河那年，而是亡在运河完工的七年之后？

    实际上，运河施工的大业前六年，一切都风平浪静。动乱起于大业七年，直接导火线是黄河水患和扫地为兵征辽东，那年，运河已经全线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