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去柏林

        1941年6月22日，我在日托米尔。

那天上午10点多种，团长命令全团集合，要知道，这在平时是很少见的。团长列留申克少校和营级政治委员扎哈罗夫一脸严肃的站在队列前。团长说的很简单：“德国人打过来了，团受命于12点30分向罗夫诺方向开进。”扎哈罗夫倒是讲了许多，但是恐怕没有人注意听什么，因为战争就这么打起来了。我记得大概是3天前塔斯社还在发表“苏联和德国是友好的”一类的声明呢……战争就这么来了，丝毫没有先兆。

最终团里并没有到达罗夫诺。由于机械化军所属各部队距离目的地过远，而且机械化步兵部队还没有车辆。军长罗科索夫斯基命令将军区在日托米尔的所有车辆全部征用，包括州苏维埃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切车辆，机械化步兵131师就是坐着这样的汽车和我们这些从全机械化军抽调出的T-34以及KB型坦克组成了一个快速集群，夜以继日的向西挺进，因为这是战争，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

我和我的车组解散后根本没回宿舍，直奔车库。我们的那辆T-34上个月接收过来后就总出问题，昨天又两次莫名其妙的熄火，我们四个和修理工又折腾了40分钟才保证它可以和其他坦克一起出动。我还提醒报务员带上了一些必要的工具，作为快速集群是没法保证修理工随时能跟上我们的，但是直到当天下午，快速集群离开日托米尔几十公里了我们才想起来，车组的所有个人物品都留在驻地了。别的东西无关紧要，但是维拉的照片还留在我套头服胸前的口袋里……

维拉是日托米尔镰刀锤子工厂医院的护士，她的父亲是我们营长克罗奇科夫大尉的老朋友，因为我和营长都是哈尔科夫人，所以我也常和营长去她家。日子久了，我发现自己开始喜欢上了这个亚麻色头发，活泼机灵的姑娘，但是维拉有自己的男朋友，契尔年科，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子，基辅大学的学生。他是来日托米尔实习的时候认识维拉的，我不由得有些怨恨基辅大学的那些教授们，如果不是他们安排什么该死的实习，我也许还是有机会的。总之我只是上个月才鼓足勇气向维拉要过一张照片，维拉大笑了一番后给了我一张。这张照片我一直放在军装胸前的口袋里，但是坦克服除外，因为坦克服实在是太脏了。没想到这回我除了坦克服和随身的手枪什么都没带，这该死的战争！

虽然我当兵已经4年了，而且也是个有2年党龄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了，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当战争真的到来的时候我真的害怕了。集群越向西越能感到战争的气味，路上向东的难民队伍也越来越多。24日起头上不断有德国的俯冲轰炸机出现，对我们这支汽车和坦克混编的车队狂轰滥炸，我们团编入集群的有8辆T-34和2辆KB，24日一天就被炸坏了3辆，我们的“维拉”幸运的冲了过来，而且居然这一路上居然发动机没出故障。（作为车长，我自私的将我们的坦克命名为“维拉”，对成天在一起的弟兄们没什么可隐瞒的，哪怕是相思。）整整一天我们只见到涂着铁十字的德国轰炸机和歼击机，而我们的歼击机根本没有见到。只是在黄昏的时候，德国人第7次空袭我们的时候突然冲出一架画着红星的双翼机狠狠地撞上了一架德国人的俯冲轰炸机。我不知道那个飞行员是谁，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是个英雄。

24号夜里我们接到命令，德国人已经打到了斯特里河。和我们同属第5集团军的步兵135师和反坦克炮第1旅已经撤到河的东岸，我们要去加强斯特里河防线。于是集群调转方向，直扑斯特里河。大概2点多钟的时候搭乘我们车的步兵递进来一个列巴，车组的4个人分了，这是24号一天我们吃的唯一的东西，但是我更担心的是“维拉”也在饿肚子，油箱已经快见底了。

25号中午，我们到达斯特里河附近的时候德国人已经登上河的东岸。集群迎了上去，把德国佬揍回了河西。我们车干掉了两辆德国人的“马克-2”，“维拉”也挨了一发炮弹，不过没有被打穿，我们唯一的损失是德国人的坦克突然从林子里冲出来时，我的急刹车让炮长扎尔琴科的脑袋狠狠的撞在瞄准镜上，见了血。可惜为了怕“维拉”冲进河滩的时候没油，我们只能留在岸边的树林里。看着德国人逃了回去。

第131师的步兵们开始构筑工事，我们则把坦克隐蔽在树林里等着油料送到。司务长开始指挥炊事班做饭。饭刚刚做好，油料车就上来了，没办法，我和扎尔琴科先请“维拉”吃饭，让报务员别佳和装填手科罗廖夫先去吃点东西。“维拉”刚吃饱，负责指挥我们团参加快速集群的团参谋长马列科夫大尉跑过来喊：

“各车马上发动，集群准备向卢茨克方向反突击！”

上帝啊！差不多两天了，我就吃了那点列巴：“亲爱的阿列克塞·阿列克赛耶维奇，看在斯大林的份上，您就让我们先吃点东西吧。”

“捞点干的路上吃吧，”马列科夫大尉一边叠地图一边说，“您还是先考虑一下怎么打德国人吧。军主力大概后天才能到，机械化第131师还要留两个团守卫斯特里河防线，而我们对面是德国人至少3个师。”3个师？我大吃一惊，不过也来不及想别的，用坦克帽盛了半帽子汤，拿了两块干粮就上了车。

 

反突击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快速集群基本上打残了，马列科夫大尉牺牲了，我们的“维拉”英勇的干掉德国人3辆坦克和一门75炮后也被炸断了履带，虽然不忍，但是我们只好把“维拉”炸掉，以防止她落到德国人手里。没了“维拉”，我们四个只好当了半天步兵。不过据克罗奇科夫营长说，我们军和费克连科将军的机械化第19军的反突击牵制了德军至少7个师，其中还有两个坦克师。但是在杜布诺以南，德国人冲破了我的防线，已经到我们第6和第26集团军的侧后。26号和机械化军主力一同到来的还有给我们的命令：继续突击，将德国第6集团军和第1坦克集群的部队完全牵制住。据说还是大本营直接下达的命令。

晚饭后我去找营长，要求调给我们一辆坦克，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两手一摊：“我们路上也抛锚了一堆坦克，你让我拿什么给你？”

“什么都行，T-26也行，BT也行。只要是坦克。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我们是坦克兵。”

“老弟，真的没有了，我总不能把别人赶下来让你们上吧。萨什卡，你放心，只要有替换的我第一个想到你们。”

没办法，我们只好再当几天步兵了。谁知我没有等到克罗奇科夫大尉给我换新坦克，老天不开眼，27号打卢茨克郊区的时候，我的屁股被德国人的迫击炮弹片亲了一口。没想到战争刚打了不到一个礼拜我就被德国人抢走了“初吻”，只好被送了下去。

克罗奇科夫大尉照顾我这个老乡，命令我和医疗队回日托米尔，一同回去的还有扎尔琴科，倒不是因为“维拉”给他的那一下，是他的肚子被弹片划开了。我不想回去，弟兄们都在战斗，我又是个党员。但是我的伤确实没法冲锋，而且克罗奇科夫大尉命令我回去指挥留守队，军里已经要求各单位留守队组织起来，在日托米尔准备防御了。

“放心把老弟，等你治好了屁股，我们在日托米尔见。到时候我拨给你新坦克，还给你T-34。”克罗奇科夫对趴在“嘎斯”卡车车厢里的我说，看来他也认为早晚战线要撤到日托米尔一线了。

“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我会回来的，带着新坦克回来！

 

我趴着回到日托米尔的时候来抬伤员的竟然有维拉，她穿着一套不大合身的套头服，带着中士的领章。我以为她看到我狼狈的样子有会哈哈大笑的，她一直就很爱笑，因此我已经在心里骂了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千百遍了。没想到她看见我就跑了过来：

“您怎么了，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伤到屁股了？”不等我回答这个尴尬的问题她又回过头高喊，“担架！到这边来！”

日托米尔也被轰炸了，军医院已经住满了伤员，两个战士只好把我抬进卫生队的营房。

屁股上的弹片被取出来了，但是我还得在床上趴着，而且每次来换药的都是维拉，这让我羞得无地自容。好在维拉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她总是一边换药一边和我聊天。我这才知道作为共青团员她第一批报名参军，就近被分到了军医院。镰刀锤子工厂已经开始准备撤到乌拉尔去，她爸爸妈妈也要跟着工厂走。

“契尔年科……有消息吗？”我小心的问。

维拉脸红了：“战争前他给我写信说马上毕业了，要被分到《真理报》去。好像他叔叔在里面做处长什么的。不过我想他应该现在也报名参军了！一定是的。”是啊，我拿什么跟他比呢？契尔年科……他是大学生，家里还是干部，现在又参军了，我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从前线传来了不大好的消息，杜布诺方向的反突击失败了，德国人继续前进，在舍佩托夫卡方向突破了方面军的防线，向着日托米尔紧逼。我们第9机械化军所属的第5集团军被德国人压缩在罗夫诺和楚曼、斯塔夫斯克、克列万一线，西南方面军原来的指挥所捷尔波诺夫已经被德国人占领，7月3号，方面军司令部撤回了日托米尔，7月5号又撤到了基辅。

7月5号，我终于可以拄着拐杖下地了。我急忙去看扎尔琴科，但是在重病号的房间外被挡住了。于是我一瘸一拐的溜出卫生队营房，好在军卫生队的驻地离我们团的驻地不远，我想回去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主要是找到维拉的照片，但是转到街角才发现，团驻地已经被炸成了一片平地。我郁闷的回到卫生队，正好赶上维拉挥着一张报纸来找我：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祝贺您！红星勋章。”我急忙接过报纸，在嘉奖通报中找到了我的名字：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谢尔波夫 红星勋章。上帝啊！我激动得一下子抱住了维拉，维拉红着脸推开我：

“您这是干什么啊，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

“对不起对不起！”我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我太激动了，您……您不会因此而讨厌我吧。”

“哪的话，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您是英雄了，我怎么会讨厌您呢。”维拉笑了，不过脸还是红着，看得我几乎呆住了。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您别老这么看着我，您怎么偷着跑出医院去了？老实交待，您干什么去了？”

“这个，一点私事，中士同志。”

“现在您是我的病人，我必须知道你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维拉一步也不让。

“真的要实话实说吗？中士同志。”我越发窘迫了。

“当然，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您必须老实交待。”

“这个……我去我们团驻地去了，想找点自己的东西，您知道，我们22日接到命令就出发了，谁知道那里已经被德国人炸成了一片废墟。”我可不敢说自己是为了她的照片，那样太难为情了，只好避重就轻了。

“您要知道，作为伤员，您是不能随便离开医院的。您要是需要什么就和我说，您知道我家就在城里，也许能帮上您什么忙，而且……”

“空袭！”突然有人喊了一声，紧接着就听见了飞机的轰鸣。我抬头一看，几架“容克式”已经贴着树梢飞了过来。

“卧倒！”维拉一下子把我按倒在地上，我一翻身把她压在身下：“我可不会让姑娘来保护我。”

维拉还想推开我，但是已经听到了炸弹下落的呼啸声，她一下抱住头，动也不动了。

空袭大概持续了10分钟左右，直到飞机飞走，维拉还趴在地上，不住的颤抖。我笑了，拍了拍她的肩膀：“您可以起来了，德国人飞走了。”

维拉一下子坐起来，抱住我哭了：“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我害怕……”

感谢上帝，维拉居然主动抱住我，我一下子有些手足无措，轻轻的拍着她的后背说：“没事的，维拉，亲爱的，我在这呢，我会保护你的。”

就这样，我和维拉开始互称昵称了，而且也开始用“你”而不是“您”来称呼彼此了。德国人的炸弹没有落到我们附近，倒是刚才维拉推我的时候扯得我屁股上的伤口生疼。不过能和维拉如此，就是再受一次伤也值得。

 

7月8日，日托米尔附近发现了德国人的坦克，而城里只有一个空的卫戍司令部（还是我们机械化第9军的一些留守人员组成的）和一些铁道兵部队。我在医院呆不下去了，走维拉的后门弄到了出院证明，暂时和维拉分开了，不过好在还在同一个城市。维拉的父母已经撤走了，直到我离开医院也没有得到契尔年科的消息。

在卫戍司令部我被任命指挥一个民警中队，当了坦克兵、步兵，现在又作民警队长了。幸好德国人没有马上进攻，据说是被我们第5集团军的新一次反突击牵制住了。7月10日，刚冲出合围的步兵第6军的部队来到日托米尔布防，虽然他们损失惨重，而且几乎损失了全部技术兵器，但是总比我带着的这些民警好得多。于是我申请回我的部队，虽然只离开部队10天左右，还不如探亲假时间长，但是真的是度日如年啊，这就是战争。但是卫戍司令部不批准，因为直到6月21日，日托米尔都是西南方面军，那时应该说是基辅特别军区的司令部所在地，有大量的文件资料需要后撤，我又奉命带着我的民警中队押运文件去基辅。幸好随着战线的逼近，军留守处也要撤到基辅去，维拉他们基本上和我们同行。不过一想到到了基辅为了可能会去找契尔年科，我心里就酸酸的。

 

乌克兰共和国的首都如今也差不多成了前线了。交付了押运的东西，我奉命向基辅卫戍司令部报道，被编在了一个新组建的独立团当摩托化连连长，我们团直接隶属于方面军司令部。天啊，这可真的是摩托化连，装备了两辆“吉斯-101”汽车和40多辆摩托车，看来方面军已经把能搜集到的一切都用上了。我们这个团全是各部队被打散撤下来人，任务是保护基辅接近地的旧国境线筑垒地区，抽空我给家里写了封信，告诉了他们我的新邮政编号。但是现在情况这么乱，编制也乱七八糟的，不定什么时候就又变了，谁知道家里的回信能不能收到呢。

由于战事吃紧，我没有时间去找维拉，也不知道她有没有见到契尔年科。

很快，9月来了，各条战线传来的消息都不令人高兴。在北部，德国人打到了列宁格勒城下，也不知道在西北方面军的卡加表弟怎么样了。在白俄罗斯，德国人占领了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西方面军正在坚守维亚济马防线。在我们西南方向。德国人在乌曼地区合围了第6和第12集团军的部队，方面军剩下的部队基本上已经退到了第聂伯河西岸，老英雄布琼尼元帅也来到了基辅，担任新的西南方向总司令，指挥我们方面军和南面的南方方面军。但是我们越来越感觉到来自两翼的压力，好像德国人已经把中央集团军群的一部分兵力转向南方来对付我们。

到了9月10日，连我们这些最基层的军官也感觉的了危险、。德国人中央集团军群的坦克已经占领了我们背后的罗姆内。11日，南面的德军突破了第聂伯和防线，在克列缅丘格地域夺取了一个登陆场，整个方面军都有被敌人合围的危险。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下令部队后撤（后来我才知道，就在9月11日，布琼尼元帅被最高统帅部解除了职务），我们团奉命作为方面军司令部的前哨，向克拉斯诺格勒方向撤离。但是12日最高统帅部取消了部队后撤的命令，我们团又奉命回到基辅去。就在我们忽而向东忽而向西的运动中，9月15日，德国人在洛赫维察地域会合，我们方面军真的被合围了。

此时基尔波诺斯上将下了向东突围的死命令，我们团掩护方面军后勤部门突围。老天就是这么善解人意，维拉所属的医院撤出日托米尔后编入了方面军医院，和我们一路。

 

我再也不愿回忆1941年9月那些日子了。我们在敌人的轰炸和坦克的围追堵截下不断的战斗，不断地向东。身边的战友一个一个倒下了，而且丝毫得不到友邻部队的消息，更别说帮助。甚至连方面军司令部的消息也没有。9月底我们到了基洛夫格勒，终于冲出了德国人的合围，我的连只有7个人活着走到了这里。感谢上帝，我和维拉都活了下来。但是坏消息接踵而来，在9月20日，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上将、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米斯坚科和参谋长图皮科夫少将在突围战斗中牺牲，我们第5集团军司令波塔波夫坦克兵少将被俘。我们机械化第9军和第5集团军都不存在了……我觉得自己像个该死的逃兵，马列科夫，别佳还有科罗廖夫可能都死了，扎尔琴科死在了基辅的医院里。为了他们我要活下去！要不断的杀死德国人！我一定会有新的“维拉”的，我要和“维拉”一起，杀死德国人，打到柏林去！

在基洛夫格勒，我从维拉那里得到了契尔年科的消息，他们在基辅见过面了。契尔年科还是去了《真理报》，这个败类！他还想把维拉带走，但是维拉拒绝了。不过我看得出，维拉还是想着他的。

 

战争在继续，我们在不断的战斗，不断的退却。列宁格勒继续在炮火下坚持，德国人的铁蹄到了莫斯科郊外，而我们这里，新的西南方面军在铁木辛格元帅的指挥下退到了罗斯托夫附近。我的故乡哈尔科夫被占领了，在最后时刻，我一直在第1坦克旅的编成内在哈尔科夫附近作战，却没有机会回家去看一看，父亲母亲应该也落入德国法西斯手里了，但是我没有时间想这些，战斗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

11月7日，从电台中我们听到了斯大林同志在红场阅兵的讲话，那是在敌人威胁下的莫斯科，是在战斗的最前线！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男女工人们，男女集体农庄庄员们，在敌后暂时处在德国强盗压迫下的兄弟姐妹们，破坏德国侵略者后方的我们光荣的男女队员们，同志们……”

“……今天，我们是在严重的情况下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的，不过，这没有什么可怕。我们的国家曾经经历过比现在的处境更加危急的日子，想想1918年的情形吧！比起那时，我国的状况现在要比23年前好得多。因此，我们能够而且一定会战胜德国侵略者，这难道还有怀疑吗？”

“……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能够战胜德国法西斯匪帮的力量。处在德国侵略者下的欧洲各国人民都在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他们的解放者。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肩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的战争。”

“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里、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的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的旗帜引导着我们！在列宁的胜利的旗帜下前进！” 

“乌拉！……”收音机内的声音和我们的欢呼声响在了一起。是啊，现在不是1918年了，我们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已经建立了自己强大的工业，农业和军事体系，法西斯的猖狂是一时的，列宁的旗帜指引着我们，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莫斯科城下的战斗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德国人已经认为西南方面军不存在了，认为我们全部的兵力已经我调到莫斯科去了，他们准备在占领罗斯托夫后在那里过冬，并把兵力集中到莫斯科方向去。既然如此，我们的铁木辛哥元帅决定在我们西南战线上对德国人实施反击，用实际行动支援保卫莫斯科的战斗。

11月，克莱斯勒的部队不顾一切的冲向罗斯托夫，疯狂的突进已经使得他的北侧完全暴露给我们，虽然敌人相对于我们在力量上还占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反击的时候终于到了！

11月17日，我们从右翼发动了强有力的进攻。战争爆发以来，德国人已经给了我们太多的合围战，现在该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合围战，歼灭战了！

 

我所在的第37集团军部队。向大克列平斯卡亚方向实施主要突击，4昼夜我们前进了35公里，解放了很多居民点，然而遗憾的是，我仍然作为一个步兵连长参加战斗。而克莱斯勒不顾侧翼的威胁继续猛攻罗斯托夫，并于11月21日占领了罗斯托夫。但是德国人再也没有力量前进了，而是匆忙的疆部队调到北面，阻止我们继续向其背后进攻。

11月26日，我们前进到图兹洛夫河左岸，德国人在右岸设置了大量的火力点，但是我们要合围罗斯托夫的德军就必须突破敌人的图兹洛夫河防线。

11月27日9点，我们开始渡河。“为了祖国，前进！”战士们一个跟着一个地跃出掩体，展开散兵线,冲到了落了一层雪粒的河面。河对岸德国人的机枪疯狂的射击，工事的射击孔中闪出一串串桔红色的火光，“乌拉”声嘎然而止，冰面上倒下一排冲锋的战士。我也匍匐在冰面上，用手中的“波波沙”向着对岸射击。子弹呼啸着从我们头上飞过，迫击炮弹也开始在冰面上爆炸。我们的炮兵大概是弹药不足，无法压制对岸的火力。背后“乌拉”声再次响起，第二梯队又冲出掩体，但是也马上被德国人的火力压制在冰面上。

就在这时候，我们的营长姆拉采夫少校从掩体中冲了出来，高喊着：“同志们，小伙子们！别让法西斯吓住！他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对岸只剩下一个师了！才一个师，而我们有一个集团军！别让法西斯吓住！来啊！冲啊！来啊！”

姆拉采夫跑到冰面上，拉起身边两个战士的胳膊，挽起了肩膀，向前冲去。我一愣，索性也爬了起来，把冲锋枪一背：“共产党员跟我上啊！”也挽起两个战士，一个、两个、十个、几十个人，你挽住我，我挎着他，结成一串人链，形成一堵人墙，向对岸走去。在第一派人墙之后，马上又出现了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每排相距十来米，远远望去，如果不是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弹雨横飞，这简直是在接受检阅。

“小伙子们！唱起我们的战歌来！”姆拉采夫少校喊了一句，自己起头唱了其来，

“啊，士兵，

迈开大步向前进！”

几百只喉咙一起唱起来：

“愉快的作战，

胜利就在前面！

战胜敌人并不容易，

但只有我们能打败法西斯，

使他们遭遇失败的命运！

铁木辛哥，我们英勇的将军，

指挥我们迎着胜利的曙光前进！

……

歌声在空旷的河面上飞旋，炮弹的爆炸声可以暂时把它压过，但却不能使他中断。这种时隐时现，时弱时强的效果，加上不太成调的“吼歌”，听起来，独具一种悲怆、雄浑的穿透力。

对岸的机枪还在咆哮，枪口的火焰看起来那么真切，第一排东倒西歪的倒下了，但是手臂还是仅仅地挽在一起，没有一个人向后。机枪仍然喷吐着火舌，在第一排到下的地方前面不远，第二排人又倒下去，平滑的冰面上隆起了两行人岗。但是第三排又走了上来……

机枪还在响，但听得出有点发抖……

人们还在一排排倒下，但是他们倒下的地方却越来越接近对岸……

机枪的声音稀少下来了，德国人纷纷爬出工事，向后跑去。战士继续高唱着战歌，端起枪冲了上去。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巨响，我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负伤后我又被送回了卫生队，又见到了我的维拉。这是我第二次负伤了，如果每一次都可以见到维拉，我宁愿如此。但是前线的形势依旧严峻，所以几天后我又回到了部队。离开前我给维拉留下了一封信：

“维拉，我回部队去了，很抱歉在走以前没有告诉你一声。这是我第二次负伤了，每一次负伤都能见到你，这使我很高兴，甚至希望这样的规律进行下去。但是维拉，这毕竟是战争，我不知道这次分别以后我们还有没有机会见面，所以，我要告诉你。维拉，我爱你。”

 

42年初，我参加了在南部战线的一系列反击战，被授予红旗勋章，并被提升为上尉。4月在哈尔科夫城下的战斗中我再次负伤。这次由于伤势太重，我被送到了大后方。

8月17日，我拿到了出院证明。此时整个战线的焦点在斯大林格勒方向。8月19日德国人进入了斯大林格勒。由于我离开原部队时间过长，原部队编制已经发生改变，所以我必须向统帅部预备队报到。幸运的，我在分配办公室遇到了原来机械化第9军的巴甫洛夫上校，同是从合围圈和死亡线滚过来的战友，见面自然格外亲切，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请求他把我派到调往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坦克部队去。

“不好办啊，老弟”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搓了搓手，“您要知道，在夏季对哈尔科夫的进攻战役中我们损失了大量的坦克。目前南部战线的坦克捉襟见肘，恐怕你还是要去做步兵。”

“那好吧，亲爱的巴甫洛夫同志。那就派我去一支去斯大林格勒方向的部队吧，毕竟我在战斗中指挥步兵比开坦克的时间长多了。”对此我只有苦笑，从41年6月底开始我似乎已经和坦克绝缘了。不过只要能去斯大林格勒方向就好，毕竟根据维拉一个月前的信判断，她应该也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地区。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很快给我开好了调令：“那您就去罗季姆采夫将军的近卫步兵第13师吧。这个师正在姆岑斯克休整，正好需要一批有经验的军官。而且他们应该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一预备队。”

“可是，瓦西里·彼得罗维奇，你要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坦克兵上尉，不是近卫军军人啊。”我知道，加入近卫部队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但这种荣誉对我来说似乎来得太轻易了一些。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笑了：“老弟，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您还在乎这些。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以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名义。更何况，您胸前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已经证明您已经有这个资格了。”

就这样，我穿上了近卫军步兵上尉的军服，担任了近卫步兵第42团1营1连连长。这个连140人满编，但是有80多人是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而且在连里我看到了一个想不到的人——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契尔年科，他佩带着列兵领章，是刚刚补充到七班当战士的。契尔年科也认出了我，当天晚上就来找我聊天，并拿出了一盒真正的马合烟请我抽。我们聊起了战争以前在日托米尔的日子，聊起了自己的家庭，他的家人都撤到了东部，目前都在莫斯科，而我的父母如果还活着也是在沦陷的哈尔科夫。很自然我们谈到了维拉，他说维拉目前就在南方战线，他们每周都通信。但是我心里很怀疑他的话，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为什么不知道维拉就在斯大林格勒呢？不过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参加了红军。

然而第二天，几乎全连就都知道列兵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是连长的老朋友了，而一周以后，我去团部开会的时候，团长也祝贺我在这里找到了老朋友。这个该死的契尔年科！

我和我的连队在一起不到2个星期，近卫师就接到了编入第62集团军，立即增援斯大林格勒的命令，9月14日，近卫师到了伏尔加河东岸。上帝啊！这还是我们的斯大林格勒吗？伏尔加河东岸已经是一片废墟了，而西岸的斯大林格勒则到处是烈火与硝烟。我虽然在41年6月就参加了战斗，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像眼前这座城市一样的景象，整个城市似乎都在燃烧，虽然是黄昏时分，但是站在伏尔加河东岸向西看去，天空中看不到太阳，只有滚滚的浓烟。这样的城市我们的战士们还在坚守，这将需要怎样的勇毅啊！我暗暗祈祷维拉不在斯大林格勒城里。

近卫师将在夜里渡过伏尔加河，我提醒战士们准备好武器弹药、水、干粮以及香烟。面对这样的战场就是我也有些胆惧，何况连里一大半都是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呢？契尔年科更是脸色白的吓人，我甚至怀疑他会马上晕过去。

在上渡船前，来了一位个子不高、圆脸、剃光头的将军，他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副司令员戈利科夫。他刚从伏尔加河对岸回来。

“小伙子们，怕不怕？” 戈利科夫将军问大家。

基本上新兵们都没有说话，老兵们稀稀落落地回答着：“怕也没用，咱们是军人。”“不怕。”“怕能让我就在这边吗？”

“你怎么样，连长同志。” 戈利科夫将军转向我问。

“说实话吗将军同志？我确实有点怕。也许不应该当着战士们的面说这个，不过这是我的心里话。不过将军同志，请您放心，我们不会后退的。我家在哈尔科夫，已经落到德国人手里了，我们不会再把别的城市交给法西斯的。”打了一年多的仗我也习惯了，在首长面前还是说实话，这时候说些空洞的豪言壮语只会被大家所鄙视。

“说的对，近卫军上尉同志，我们决不会交出城市的！” 戈利科夫将军点了点头。

他对大家说：“小伙子们，不要和我说什么祖国，说什么责任，说什么荣誉，这一切就想母亲的乳汁一样融入了我们的血脉。对面是哪里？是斯大林格勒，是察里津，是你们的父辈为之奋战过，英勇保卫过的英雄城市。难道说你们会辜负你们的父辈吗？”

戈利科夫将军又指着河对岸：“从外面看，那边好象一切都在燃烧，简直无立足之地。然而，在那里却驻扎着并出色地战斗着整团、整师的人。他们极需要援助，他们期待着你们……”

“为苏联祖国服务！”喊出这口号的已经不仅仅是老兵，包括那些第一次走上战场的小伙子们也喊了出来，戈利科夫将军不愧是一个优秀的政工人员出身啊。

戈利科夫将军又给我们分发了《战场快报》，上面有一首《献给守卫城市的英雄》的歌词。是H·帕诺夫中士写的。

爆炸声震颤着大街小巷，

马达声日夜不停地咆哮。

坚如磐石般的红军战士，

誓死保卫伏尔加河两岸。

同志临牺牲时说：

让敌人永远记住，

第62集团军从不后退，

哪怕是一步！

第62集团军的军人有这样一条法规：

绝不能后退，只能消灭敌人，从敌人手中把祖国的领土一米一米地夺回来。

渡船就要靠岸了。我们等待着口令，我知道战士们心里依旧充满了忧虑，因为人总是愿意活着的……

第一个登上渡船的，是一个满脸胡须、又瘦又小的大尉，他是营党委书记瑟罗米特尼科夫，一位1918年入党的老党员。

上船进行得很迅速，我们和瑟罗米特尼科夫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很幸运，这是一条真正的渡船，而不是木筏或者小舢板。船上人很多，大约有500人。我们共产党员都被安排在栏杆旁，以防止慌乱。

我们航行着……河水被火光映红。这时，仿佛故意为难似的，月亮从云缝中露出脸来，然后，头顶上突然亮起照明弹耀眼的亮光，亮得都能看报。而那个大胡子瑟罗米亚特尼科夫却爬到弹药箱上，当着大伙儿的面坐在那儿，与邮递员逐一挑看着信件。他挑看着，邮递员一会儿指指这个，一会儿指指那个。有人着急起来，立刻又停了下来，因为瑟罗米亚特尼科夫朝那儿看了一眼说：“同志，别急，可能也有你的信啊！”

忽然一阵呼啸从西面飞了过来，紧接着随着一阵巨响，河面上树起一片粗大的水柱，德国人开始阻拦射击了。落下的炮弹越来越多，不时有船只被炮弹击中，在我们旁边的一个木筏被炮弹打中，上面的反坦克炮被抛弃老高，又重重的落在河面上。木筏上的人都掉到了水里，我们站在船舷的人急忙解下栏杆边的救生圈，向有人落水的地方抛过去。船上的战士们看是躁动起来。

“同志们，如果有什么意外，我和邮递员就在发光的前甲板附近，那儿就是营部” 瑟罗米亚特尼科夫大尉的声音并不高，却似乎压住了所有的声音。

信件对战士来说，几乎等于同亲人会面，人人都急着要见到信。在这样的形势下，平稳地坐在最危险的地方——弹药上，还做着这样的事情，这是需要胆量和机智的。一句话，共产党员。

“科茹什科，带上你的口琴了吗？”我喊着我的通信员，这个来自哈萨克的小伙子口琴吹得不错，“给大家来上一段！”

“好的连长同志！”小伙子从口袋里掏出口琴，吹起了《神圣的战争》。

“起来，伟大的国家，做决死斗争，

要消灭法西斯恶势力，消灭万恶匪群！”我高声唱了起来。

“敌我是两个极端，一切背道而驰，

我们要光明和自由，他们要黑暗统治！” 瑟罗米亚特尼科夫大尉的声音响了起来。

“不让邪恶的翅膀飞进我们的国境，

祖国宽广的田野，不让敌人蹂躏！”船上的战士跟着合了起来。

“让最高贵的愤怒，像波浪翻滚，

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所有的船上都响起了同样的歌声。歌声在伏尔加河上回荡，在每个人的心头回荡。

靠近西岸了，已经能够看到岸边正在进行殊死的战斗。通过枪炮声，可以清楚地听到坦克履带的隆隆声。一辆德国人的坦克从楼房的废墟中冒了出来，向岸边开过来，炮口正瞄准着河面上的船只。在这个时候在船上的部队对敌人的坦克束手无策，如果是轰炸机我们还可以用机枪还击，但是坦克，我们只有请列宁同志保佑了。就在这时，在敌人坦克前不远的地方，从废墟中冒出一个人影，手里似乎举着一个燃烧瓶。然而紧接着，也许是燃烧瓶被子弹击中，大火立刻燃遍了他的全身。大家都看到，这个人影又抓起第二个燃烧瓶，这个浑身着火的人从掩体的废墟里跳出来，直奔到法西斯坦克的旁边，把燃烧瓶投向坦克发动机部位的格栅里。刹时间，大火和浓烟吞没了我们的英雄和敌人的坦克。

船终于靠岸了，战士们争先恐后的跳上岸，将冲到河岸附近的法西斯打了回去。任务很快下来了，近卫第34、近卫第42团负责反击市内的德军，近卫第39团负责守卫马马耶夫岗。而我们营被留下来做集团军预备队，留在集团军司令部附近。

但是仅仅过了十几个小时，9月15日晚上，我们连在普希金广场的教堂旁休息，这时候，一个中将走了过来，他看见我便问：“上尉，您的人在哪儿？……噢，在这里，那就接受任务吧，要把法西斯赶出车站。清楚了吗？ ”

“是，中将同志。不过您能告诉我您的姓名和职务吗？我需要向我的上级汇报。”

“我是集团军司令员崔可夫。”中将同志说，“您马上带上您的连去火车站，一刻也不能耽误，知道吗。至于你的上级，我会给你们营下命令的。”

“请您放心，司令员同志。我们一定拿回火车站！”我回过头招呼一声：“一连集合！成战斗队形，跟我来！”

当我带领连队前往车站，并开始与敌人对射的时候，营长切尔维亚科夫赶上了我。他来到我面前，一边擦着眼镜，一边警告说：“要切断敌军并牵制住他们。要长时间地坚守在那里，要多带些手榴弹。记住，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营部就在你们身后。”

我带领连队在黑暗中来到车站的铁路迂回线。

夜里，四周都是射击声、爆炸声。我们战士以战斗组为单位，在一些毁坏的房子里构筑起工事，非常艰苦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我觉察到，车站的建筑物在敌人手中，但是车站的建筑内似乎还有着激烈的枪声，看起来还有我们的人在里面。于是，我们从左面穿过铁路路基。在交叉路口，我们看见一辆被打坏的我军坦克，附近有10个坦克手。我们在车站建筑物附近集中后，便与敌人短兵相接地打了起来。 

先是一顿手榴弹，然后，我们的战士冲了上去。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敌人仓皇逃命，并在黑暗中胡乱地射击。

就这样，我们连占领了车站，而刚才坚守在车站的票房里的是集团军司令部的一些后勤人员组成的小分队，而我朝思暮想的维拉居然就在这里！

“萨什卡！”维拉冲了过来，抱住了我，“我不是在做梦吧，是你，是你带人来解救我们了！”

“是我，维拉。”我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在我的战士们面前表现出的激情，只好说，“不仅仅是我，还有契尔年科。”

“契尔年科！到这里！”我把契尔年科喊了过来。

“您好啊，近卫军战士同志。”见到契尔年科，维拉的脸一下沉了下来。

“你好啊，我亲爱的维拉，你知道吗，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到底是读过大学的人，契尔年科马上滔滔不绝的献起殷勤来。

我赶忙走开，指挥着战士们在车站附近构筑工事。当敌人清醒过来，知道我们只有一个连时，我们已占据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尽管敌人多次从三面向我发起攻击，可车站在天亮之前仍然在我们手中。

清晨不知不觉地来临了。这是斯大林格勒的一个沉闷的清晨。法西斯的俯冲飞机，借着黎明的光亮，向车站投下几百枚炸弹。昨天我们还在伏尔加河那边看着这里的大火，现在我们就处于火海之中了。轰炸之后，紧接着又是炮火轰击。车站的楼房燃起了熊熊烈火，墙壁坍塌了，钢筋扭曲了，可战士们仍在继续战斗。整个车站只有维拉一个姑娘，她在炮火在各个阵地间穿梭，给战士们包扎，我违心地让契尔年科跟着维拉照顾伤员。既然维拉一直没有和我提起过我留给她的那封信，那么也许在她心底爱的还是契尔年科。

直至傍晚，敌人们未拿下车站建筑。最后，他们信服了：任何攻势都不能使我们屈服。于是，就转向迂回线。这时，我们把战斗转到车站前的广场。在喷泉旁、在铁路路基边，展开了激战。 

德国人绕到我们后方，聚集在车站前广场上的角楼里。在我们的地图上，我们称角楼为“制钉厂”，因为，那里曾经存放过钉子。敌人企图从那里向我们背后实施突击。然而，我们识破了他们的意图，并先向其发起反攻击。这时，我们得到了正向车站开进的扎沃敦上尉的迫击炮连的火力支援。我们没有能够完全地占领“制钉厂”，只占领了一个车间。而旁边的车间仍在敌人手中。 

这时的战斗已转到建筑物里面了。我们连的兵力几乎消耗殆尽。不仅我们连，整个营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天黑前传来消息，营长切尔维亚科夫大尉受伤了，被后运到伏尔加河对岸。全营现在由费多谢耶夫上尉指挥。

敌人从三面向我们压过来。弹药已很紧张了，更不用提吃和睡了，然而最可怕的是渴。要找水，首先是为机枪找水，然后才是我们。

科茹什科在“制钉厂”的车间里找到了一段自来水管，摸上去还很凉，那么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存留的水。我们射穿了自来水管，从里面一滴一滴地渗出水来。水总共只能装两个半水壶，一壶留给了机枪，一壶交给维拉留给伤员们，剩下的半壶就是全连战斗人员的。

“制钉厂”建筑物里的战斗忽停忽起。在短兵相接中，刀、铁铲、枪托甚至拳头和牙齿都派上了用场，我们连伤亡很大，但是敌人始终没有前进一步。

拂晓时，敌人调来了预备队，一个连接一个连地向我压来。面对这样的强攻，我们显然是很难抵挡的。我立刻向费多射耶夫上尉报告眼前的形势。费多射耶夫上尉命令步兵第3连来增援我们，但是这个连直到中午也没有出现，而营部到这里只有500米左右。不过总算有了增援的希望，战士们在鼓舞下又打退了德国人几次进攻。

天黑下来以后科列加诺夫少尉才带着步兵第3连进入了“制钉厂”。原来在来路上，这个连遭遇到密集的炮火，并遭到多次攻击。这个瘦高个的科列加诺夫，身上穿着沾满泥土的士兵服，到底还是把连队带来了。他镇静地报告说：“全连还剩20人，前来报到。步兵第三连连长，近卫军少尉科列加诺夫。”

我一把拉下他敬礼的右手，紧紧地抱住了他：“你们终于来了！亲爱的科列加诺夫同志。会师永远是战场上最热烈的节日！”

科列加诺夫少尉在给营部的报告中写道：“我已到达‘制钉厂’，情况极为严重。但是，只要我活着，任何恶棍也休想胡来！”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分成小组的德国自动枪手和狙击兵，向我后方摸过来。他们隐蔽在暗楼、废墟和下水道里，从这些地方向我们射击。

费多谢耶夫营长指示我，组织一个冲锋枪手小组，摸到敌人后方去。我执行了他的命令。 

9月18日。志愿冲锋枪小组悄悄地逍遁在夜幕中。他们走了，他们懂得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潜入敌人后方，并在那里独立作战。他们每个人都领到了5天的弹药和给养以及在敌后作战的详细指示。 

不久，敌人的防御就出现乱子。敌人显然搞不清：是谁捣毁了刚刚运来弹药的汽车，是谁消灭了机枪手组和炮兵班。

从早晨到中午，敌机不断在城市上空盘旋。一些飞机离开机群，隐入高空，然后又掠地飞行，向街道、向建筑物的废墟上抛洒暴雨股的子弹；另一部分飞机，拉响战斗警报器，在城市上空盘旋，企图制造紧张慌乱气氛。燃烧弹从天而降，重型地雷接连爆炸，城市笼在熊能大火之中。9月18日夜间，德军炸毁了我们车间与“制钉厂”其他建筑之间的围墙，并开始向我们投掷手榴弹。

我们的战士刚刚把敌人掷来的手榴弹从窗子扔回去，一颗手榴弹爆炸了，科列加诺夫少尉受了重伤，红军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

两个战士费了很大的劲，才把科列加诺夫救出来送往伏尔加河。再往后他的命运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又在“制钉厂”坚持战斗了一天多。扎沃敦上尉带着他的迫击炮连来增援我们。他们的迫击炮弹早已打完了，但是，迫击炮手们打起仗来个个都很勇猛。9月20日傍晚，侦察员报告说，敌人正重新配备力量，向车站集结火炮和坦克。全营接到命令：做好准备，打退敌坦克的攻击。 

我从连里挑了一些人组成几个小组，给他们配备了反坦克武器、手榴弹和燃烧瓶。但是，这一天，敌坦克没有发起进攻。

9月20日的夜里，整个城市似乎一下子变得很安静。爆炸声都是从比较远的地方传来的。虽然枪声还是不时地在四外响起，但都很快平静下来。敌人在舔伤口，准备新的进攻。

在“制钉厂”的残垣断壁中，战士们已经没有力量再去修筑什么工事了，除了警戒人员，大家横七竖八地倒在断墙边。大家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现在只有靠精神来支持物质了。

我坐在墙边，点上一只烟，木然的望着窗外的城市。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多了，虽然我们在莫斯科城下和罗斯托夫狠狠的揍了法西斯一顿，但是敌人依旧很强大，在力量上超过我们，依旧占领着我们大片的国土，奴役着我们的兄弟姐妹。战争是残酷的，我不知道已经杀了多少人，我不知道当法西斯在我枪口前倒下的时候，我心中的兴奋是为了复仇还是已经变为一种习惯性的激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上了瘾。

维拉静静的走了过来。这几天维拉也是一刻不得闲，几十个伤员都是她一个人照顾。不知道多少次，她迎着法西斯的子弹把伤员从第一线背下来，她已经不是一年前在日托米尔那个被德国人的轰炸吓哭了的小姑娘了，变得更加坚强了！维拉脸上充满了疲惫，硝烟掩去了她娇美的面容，双眼布满血丝。

维拉走到我身旁，挨着我坐下，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没有说话。我也就那样坐着，直到纸烟烧痛了我的手指。

“维拉，收到我留给你的信了吗？”许久，我终于鼓足了勇气。

“收到了，萨什卡。”维拉的声音似乎很平静，“但是我们不是又见面了吗。”

“维拉，你知道，这是战争……就像我在信上写的，我无法预见明天的生死，我也不能给你什么承诺……但是我已经说了，我爱你，维拉！我知道我很自私，没有问过你的意见，但是也许是因为人在战争中总不想留下什么遗憾吧，我还是说出来了。维拉，亲爱的，如果我的话给你造成了困扰，原谅我，我是在乎你的，不希望你受委屈。真的，维拉。如果我能活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如果你也同意，我想娶你。”我不在乎了，一口气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因为我不知道明天自己是否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萨什卡，亲爱的。我知道，我也有好多话要对你说……”维拉的话被德国人的轰炸打断了。

9月21日，这一天是我们命运攸关的一天。德军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从清晨起就发起疯狂的进攻。火力之猛，攻势之凶，完全出乎我们意料。敌人把在这一地区的所有武器、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了这次进攻，想一举摧毁我车站地区的抵抗力量。但是，他们每前进一步，都遭到巨大的损失。下午，我们营被切为两段。

营部和一部分部队被隔在百货商店附近。敌人包围了这一地区，并从四面向其进攻。百货商店里展开了白刃战。费多谢耶夫上尉率领营部人员，在那里与敌人进行了了力量悬殊的搏斗。我连续派了4个战斗小组赶去援救。但法西斯匪徒集中了坦克火力，猛烈轰击所有活下来的人。就这样，营长费多谢耶夫上尉和他的勇士们全部牺牲了。

他们牺牲后，我承担了剩下的几个分队的指挥。我命令幸存下来的部队向“制钉厂”附近集中。我把这里的形势写成报告，派通讯员给团长送去。可是，这个通讯员再也没有回来。我们与团里失掉了联系，只能独立作战了。

敌人隔断了我们与友邻部队的联系，弹药的供应也中断了。每一颗子弹对我们来说都像金子一样宝贵。我命令部队要节约弹药、收集烈士们的弹药盒及缴获的武器。傍晚，希特勒匪徒又一次发动进攻，他们以密集队形向我占领的阵地逼过来，想挫败我们的最后抵抗。我们的战斗分队愈来愈少，只得缩短了防线，并开始慢慢地向伏尔加河撤退。我们尽量拖住敌人，并与其保持着一定的近距离，让敌人无法使用火炮和飞机对我实施攻击。

我们一边撤退，一边利用每一个建筑物来战斗。只是在地板和衣服都被烧着了的时候，我们才退出这个临时阵地。整整一天时间，敌人才前进了不到两个街区。

在红色彼得堡街和共青团街的交叉路口，我们占领了拐角处的一座三层楼房。从那里可以有效地控制所有的接近路。这座楼房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下令在所有的出口构筑防栅，利用所有的窗户和墙洞裂口作为我们的射击孔。

我们在地下室的窄小的窗户上架设了重机枪，我们把应急储备弹药—最后一条子弹带装上了重机枪。

两个由6个人组成的小组爬上了三层楼和楼顶，他们的任务是：拆掉隔墙，准备大石块和木头，以便在敌人密集进攻时派上用场。我们在地下室划出地方作为安置重伤员之用。我们的防守兵力总共只有40人。决战的时刻终于到了，敌人的进攻一次紧接着一次。每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后，我们都仿佛觉得，再没有力量对付下一次的进攻了。可是，当法西斯分子发起新的攻击时，我们不知从哪里又来了力量，又想出了办法。战斗就这样持续了5天5夜。

地下室里的伤员愈来愈多，维拉的胳膊也负了伤，能作战的只有19人了。没有水，就剩下几公斤外壳烧焦的粮食。德国人想困死我们，他们停止了进攻，只是用大口径机枪不断地扫射着。

第6天清晨，我们发现契尔年科和另外一个战士不见了。也许他们是跑了，也许他们是冲出去和德国鬼子同归于尽了。我宁可相信后者，因为如果是前者，这会使其他近卫军战士感到羞愧。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维拉的时候，她只是说：“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您是这支部队的指挥员，你没必要把每个战士的情况向我汇报。”
……法西斯又进攻了。战士们消瘦、变黑的脸上，充满紧张的神情，伤员们身上都缠着血污的绷带，可他们双手仍然紧握着武器，目光中没有丝毫的胆怯。当我们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回到地下室的时候，我看到维拉趴在地板上牺牲了！

我一下子僵硬在那里，久久地盯着维拉的遗体。维拉左臂向前，似乎还要向前爬过去，右手握着绷带。在她身后，是一条十几米长，鲜血染成的道路……

我僵尸一般一步步走了过去，战士们围拢过来，似乎要拦住我，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只听到一个声音：

“萨什卡，亲爱的。我知道，我也有好多话要对你说……”

“萨什卡，亲爱的。我知道，我也有好多话要对你说！”

“萨什卡，亲爱的。我知道，我也有好多话要对你说！！”

我跪在维拉的身体旁，轻轻地把她的身子翻了过来，抱在怀里。维拉的表请很宁静，就像睡着了一样……仅仅几天前，我还在担心自己会永远的离开她，谁知今天，竟然是我永远的失去了我的维拉，我的爱。

我轻轻的抱起我的维拉，走到墙角，把她平放在那里。我已经决定，到了最后的时候我将退守到这里，和我的维拉倒在一起。从维拉的口袋里我找到了一张她的照片，一张沾满了鲜血的照片，我把它放进我胸前的口袋，又在胸前挂上了一颗手榴弹，一颗留给我和维拉的手榴弹。

我们决定在房顶上悬挂起红旗——让法西斯分子知道，我们并没有停止战斗！可是，我们没有红布。一位重伤员明白了我们的意图，他脱下血迹斑斑的白衬衣，用它擦干正在流血的伤口，然后交给我。我们一个一个的把自己伤口上的鲜血染在衬衣上，制成了一面我们自己的红旗！

敌人用扩音器向我们喊话： 

“俄国佬，快投降吧，要不就是死路一条！”

就在这时，在我们的屋顶上，飘扬起了红旗！

“狗养的，别瞎说！我们还要活很久呢！”我的通讯兵科茹什科大声地回答。 

敌人的进攻停止了。炮弹象雨点似地向我们坚守的房子落下来。法西斯分子暴怒了，把各种武器都用上了。一时间我们连头都抬不起来。

又传来坦克发动机的喧啸声。从临近街道的拐角处，出现了矮小的德国坦克。看来，我们的死期已到。同志们开始相互告别。科茹什科用芬兰刀在砖墙上刻着：“罗季姆采夫的近卫军军人在此地为祖国战斗、献身。”在地下室左边的角落里，在一个挖好地坑内，整齐地摆放着营部的文件和装有大家的党证、团证的军用图襄。

大炮的一个齐射打破了沉静。巨大的轰击声房子晃动起来，接着就倒塌了。

………………

 

 

 

后记：

好吧，这其实是03年前后在学院F1上写的一篇，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留底稿，这次从某论坛上找出来，却发现小说最后一部分找不到了……

其实我想学某人，补一个最后一段：我和战士们从房子的废墟中爬出来，冒着德国人的炮火，回头一看，一颗硕大的陨石从天而降……

但是做人不能太小白！

于是我决定

就这么遁了……不需要什么陨石，直接遁了。

似乎很开心……